碑刻所见十八世纪北京内城民俗的机制变化

明清之际，北京城市民俗在外在形式上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民俗承担者及其传承动机却大有不同。从585通北京内城碑刻来看，进入18世纪以后，北京内城不仅出现了立碑高峰，而且修庙立碑的主体也由明代的官员太监、清前期的汉族官员转为了普通市民，且碑阴题名中第一次出现了行会与商号的名称，具有自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层出不穷，女性组织开始出现，反映出社会转型的事实。如关帝圣诞、丫髻山进香等民俗活动虽与明代一脉相承，但民俗传承的主体与动因都发生了根本转变。这表明，将民俗作为资源而加以改造利用的行为，不仅存在于现代社会。碑刻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民俗的表面形式，发现其内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