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视域下易学阐释边界的限定与开放

《周易传义大全》被明成祖钦定为官方科举用书的同时，也无形中为明代前中期的易学阐释划定了以统治意志、科举取士为导向的边界，习《易》经生、研《易》儒士在科场制义、注经立说时都被限制于以程朱《传》《义》为指导思想的阐释边界之内，明儒对《易经》义理的理解与阐释，多是通过程朱易学与举业的结合，在限定的意义空间之中“内求”。明中叶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僵化，程朱易学活力逐渐丧失，举业与程朱易学的割裂使明儒的易学阐释由“内求”转向“外扩”，象数易、心学易的兴起打破了明初官方限定的易学阐释边界，而阐释边界的开放亦反作用于《易》经义考试中经生阐释路径的选择、考官评判标准、科举用书的编纂等方面，彰显了易学公共阐释空间与科举经义考试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