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羲——为纪念这位历史人物的四百周年誕辰而作

湯若望本人是一名傳教士,但他在明清鼎革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具有多重的角色意義。他因擅長天算推步和掌握制造火炮的技術而见重於中國最高當局。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和清初的順治都与他建立了極密切的關係。特别在顺治親政時期他穫得了一名西士在中國所能獲得的最高榮寵。他是明清鼎革的歷史见証人,同時也是顺治崩逝以後清朝上層權力攘奪的犧牲品。作為一個歷史角色,湯若望本身的角色意義常常為衍生出來的外在角色擔當所掩蓋,在角色与角色期望之間充滿了矛盾。 湯若望整整四十年的曲折豐富的在华經歷為研究者留下不可窮儘的課题。論者有的訿議他在華的工作不夠理想,甚至责難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方便條件促使崇禎和顺治兩位帝皇皈依上帝,这種看法恰好是未能理解湯若望的本身角色和角色期望之間的矛盾。如果說他没有成功,那不是他的过錯,而應該從中西不同的信仰原則中去尋找原因。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中國人的宗教觀念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能不能叫没有宗教,尚待商榷,但認為中國文化的人文特點並不以確立終極信仰為條件,則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也可以說我們重視崇拜,不重視信仰。不敬祖宗的罪过比褻凟神明要嚴重得多。從根本上說,中國缺少有利於宗教發展的合适的土壤。佛教所以能夠在中國立足,那是因為佛教經过了漫長的中国化的过程。佛教的本義是使未覺悟者獲得覺悟,基督教則可以說是覺悟後的信仰。佛教是自性假定,从自我出發;基督教是他性假定,从上帝出發。佛教追尋的是果,基督教追尋的是因。比较起來佛教更接近中國人的傳統思維特性。正因為如此,我們寧願撇開困擾明清之際各派傳教士之間的“禮儀之争”,而對利瑪竇開其端、湯若望继其後的探索基督教与中國固有文化相融合的嘗試,給予高度評价,並充分肯定湯若望在這探索的路上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