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超女时代的知识分子——大众文化研究的分化契机

2005年夏,一档在湖南卫视连续播出的大众偶像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出人意料地创造了超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最高收视率纪录,随之,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报价提升到15秒插播价为11．5万元,也超出了央视一套电视剧帖片15秒 11万的最高报价,《超级女声》成就了一次电视节目和娱乐产业的双重成功,也成了中国电视媒体产业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个先声。《超级女声》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观众参与和互动的纪录。一场上亿的收看者、累计上千万的短信条数,更重要的是在电视屏幕上看不到的白热化的拉票活动,完全超出了所谓节目和观众的简单互动,它在快感俘获领域中所发生的真实的选举活动,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和选举程序的政治热情和想象。《超级女声》在连续三个多月的有规律的播出期间,制约和规定了不少媒体娱乐报道的组织、构架及其结构。在大大缓解了媒体的热点缺失焦虑的同时,也暴露了媒体面对如此唾手可得的热力质料时的手足无措与不成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夏季的《超级女声》无疑成了一个“超级能指”,不少无心于大众文化的学者、专家终究扛不住“沉默的螺旋”的巨大引力,不幸“失身”,但每每心有旁骛,不免无的放矢, 虽事不关己却也严辞拒斥;倒是风光了不少新兴的文化研究者,借一档电视节目调动全民娱乐神经之际,大呈学术书写之能事,毫不吝啬地侵入了《超级女声》这个“完满”而“空洞”的能指,享尽语言暴力所带来的快感。面对这样一场牵动大众视觉、听觉等多根神经的,因“超级女声”而涌起的符号骚动,本刊也未能“置身事外”,冒着“过度诠释”的风险,组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从事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教学与研究的三位副教授,试图对“超级女声”所引发的媒体反应及知识分子的评论展开讨论,目的是以“超级女声”事件为契机,考察近二十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流变,同时也体会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和身份认同的变化。三位副教授是:孙玮博士、洪兵博士和杨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