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午桥桥上饮——金灿然时代的中华书局编辑部

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不少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金灿然却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的具有整理古籍的专长,使用这部分力量来整理古籍,是应当引起重视的,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权衡,也有必要这样做”。因此,他曾向有关领导提出过“人弃我取”这一建议,调用当时被错划的确有一技之长的“右派分子”,以及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来中华书局工作。这就是为后人广泛称道的“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用人原则。戴文葆先生在《我爱中华》的回忆文章中说,中华是他“大学毕业后接受再教育的新学园”,他“如同进了研究院一样,咧嘴欢笑……”这种集出版、研究、教育于一体的中华气度,可谓是一种精心擘画的文化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