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化和组织化与翻译秩序建构(1949—1966)

1949年以降,中国进入了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翻译活动被纳入国家体制,高度计划化和组织化,以服务于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主流批评话语声讨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乱象";政府积极创办翻译刊物,创设翻译出版机构及召开全国性的翻译会议,其意均在建构新的翻译文化秩序。这一系列的建构手段,对"十七年"(1949—1966)的翻译和翻译批评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计划化和组织化成为翻译批评话语中的核心叙述,它既建构起了翻译工作技术层面的操作规范,又满足了政治层面创新翻译文化话语的战略谋局,成了维护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