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视野下的“君子和而不同”之道

古圣先贤留下的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君子和而不同”,究竟该如何理解?在经学史视野下追本溯源地清理历代经师对于这句古训的诠释，可以发现，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就认识到，“和”必须以存“异”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甚至关乎天下兴亡。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自从何晏、皇侃开启了“心和”之训，中国人似乎开始淡化那种在相异中求和的基本精神，但还是保留了“任道”这一重要前提，即在“任道”的前提下求“和”。宋代经学家能够认识到“任道”的重要性，但不能认识到“任道”与“心和”其实常常会两难，因此在经学诠释中并没有解决好如何实现“君子和而不同”的问题，甚至每每呈现自欺欺人的样貌。只有如宋代的苏辙和明代的黄洪宪等人，虽然离开经学文本，却对“君子和而不同”有着难能可贵的解说，这样的解说与阐发，在中国的思想史上非常值得重视，但它如何在社会现实中落实，仍然需要历代中国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