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财富，技术革命：高等教育使命的扩容

前人曾说，高等教育既占据着创新的中心，又要保留超然世外的冷静洞察和对激进潮流的反省。培养科技拔尖创新人才是国家和经济产业界赋予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急切要务。同时，普及化的高教要求实现更广泛的学以致用，职业教育正被有意识地兴建成为成体系的“类型教育”。另外，建设通识教育，传承人文教育，巩固大学的立德树人与文化影响力关系到我们所能拥有的现代文明的质量。 高等教育应当以怎样的格局容纳不同的使命？遥想十九世纪末，纽曼为西方大学延续已久的人文理想做出了最雄辩的证言，那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掀起了生产力、人口、社会面貌乃至国际形势的巨变。回溯过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处境中或许还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影子。 十八世纪后英国的土地收益锐减，许多地主和贵族将名下的土地变卖后投资到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中去。上流子弟转而操持金融业，通过成为“银行家”将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传承下去。由于不再是土地的主人，而财富本身难以带来尊荣，这些“银行家”借助大学学历来巩固其显赫的社会身份，也打算从学校里习得绅士的文化教养和人情世故。活跃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银行家群体中约半数从公学毕业，进而就读于牛津、剑桥大学。同一时期，钢铁业企业家中毕业于公学的仅16%，上牛津、剑桥的只有9%。 虽然即将成为金融家的精英子弟对牛津、剑桥大学趋之若鹜，但牛津、剑桥并不注重金融人才培养。在那深深影响了纽曼大学教育思想的古老大学里，最重要的教育是培育理智、秩序、责任、忠诚、友爱等传统精英素质。城市银行家和政治家成了新贵族，他们在大学的博雅教育中受到文化陶冶，并建立重要的人脉关系网络。 直到工业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政府对工程技术类高等教育的建设仍无所作为。当时英国大学里没有化学工业的位置，以至于率先以吕布兰法制纯碱的英国化工鼻祖马斯普拉特（J. Muspratt）不得不把手下骨干全部派去德国留学。许多英国企业家认为，得益于学校教育的系统化支持，德国化工业的竞争力更强，而英国的大学、掌握资本的金融家、掌握权力的官僚们却将技术与职业教育视为等而下之的道路。 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实现了原始积累的企业家积极投资理工职业类高等教育，地方政府也有意促成，一所所科学技术类市民大学（civic university）兴办起来，物理、地质矿业、化工、电机、毛纺织成为热门专业。伯明翰的梅森（J. Mason）斥资20万英镑，设立了梅森学院，吉百利、杜邦、通用电气等知名企业也一同参与投资。后来，几经扩容与升格，这所学院发展为伯明翰大学。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军用工业需求激增，理工院校进一步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此类新高校乘着新兴产业之势崛起，终与牛津、剑桥分道扬镳。 从上述英国高教发展的历史片段可见，高校使命的变化总是与一个国家的特定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对社会各个时期的发展需求做出回应。在高等教育的名义之下，技术革命开启的多重目标定位之间具有天然的张力。大学虽有其坚持，又不得不以新的平衡取而代之。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的同时，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成为引领创新的引擎。国家对高等教育机构拥有高度的规划统筹能力既是我们的特色，也是巨大的挑战。如何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的有序扩容，更加需要深思熟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