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

９０年代的学术史风景与“８０年代的教训”紧密相关。８０年代把“哲学史”的研究分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旨在抑“经”的历史客体性，扬“我”的现实主体性。“六经注我”是“后红卫兵现象”，必须对其在学术上造成的后果进行清算。这一阶段学术史成为问题一方面取决于学术的重负、学科的分细、趋向于宏观与微观两端，另一方面取决于从封闭到开放，面对着全球“现代—后现代性”文化语境，长期承受高压的“主体性”一下子膨胀起来。９０年代学术史面对着“整理国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读“经”救国、尊孔济世等新历史语境。这里有两个关系误区：一是学科对象（“本文”）与“学术史”的关系，两者都成为“史”，但后者对前者是历史中的“我”与“经”的关系；二是当前的“我”与前二者的关系即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关系。学术史研究存在着“研究之研究”与“研究本身”的不可颠倒的“本”、“末”关系，对海德格尔的文献研究是为了本文的解读，而本文解读仍不是取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