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散札》发微

如果我们认同英国现代主义研究专家马·布雷德伯里对文化地震学的阐释——记载文学艺术和思想史上经常发生的情感变化和突变性的价值迁移——那么我们便会对1949年作为终止新文学发展进程的刻度,不表示欣然的赞同,也表示出足够程度的理解。但文化思想变迁的漫长历程和浸入骨血的传承,使其并不存在自然地理上的刀劈斧削的形状,相反,它倒呈现出犬牙交错的面貌,于是改造和洗澡就有几分诡辩式的逻辑必然。但新文学研究界一些习惯的定势业已成为障蔽眼目的误区,要么孤悬于背景材料之外,作大言玄玄的所谓文本分析,而他所分析的版本早已是作家修改得与初版本面目全非的“百衲本”,而且对材料不加考订地乱用,其实正得南辕北辙的效果;要么只佞作家作品的初版,而对以后历次的修改视若无睹,忽略其间的风云变幻、人世沧桑,正失去对作品讨源溯流,见作者心路历程的意义。诚如流沙河先生所说:“从文字的改动看文心的改变,可加深对作者的了解,为名著研究新踩一条路。”龚明德先生的《新文学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