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921年《小说月报》和1932年《申报·自由谈》的编辑更换在现代文学史上一向被视为“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象征性事件。在这现代性转型过程中,“语言转向”是要素,而报纸杂志的印刷文化在民族“想象共同体”与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探讨。本文比较分析1920年代《小说月报》、《申报·自由谈》、《半月》、《星期》、《小说世界》的“通信”和“谈话会”等栏目,指出“新文学”的“白话”取得意识形态“政治正确”地位,其“读者”作为一种隐形机制,对文坛具有规训的功能。在1920年代初的文学争论之后,“旧派”处于下风,对于“新文学”作了复杂的回应,呈现抵御、商榷、规避或沉默的种种形态。其“谈话会”形式可视作某种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的开展,既体现运用“理性”的批评,也出现自我防卫而衰微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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