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典治国”

贪污腐败，业已成为新千年之始国际和国内的首选“难症”。 既为“症”，应有“药”。各方贤达纷纷开“药方”：速效的、慢效的，治“表”的、治“本”的……。而笔者认为，真正能解此“症”的“良药”应只有“一味”：速效且又“标本兼治”的“法治药”。为何是“速效”？因患的是“顽症”。为何“标本兼治”？因非此，则无法“根治”。为何应“法治”？因这是唯一有效的“反贪”武器。所以，对中国的“反贪”，笔者总的观点是：只有从体制上、从“源头”上、从综合治理（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等等）上和从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