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毕昇碑”的宗教色彩

近年来,围绕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的重点,主要是,此毕昇是否就是北宋活字印刷发明者毕昇。笔者曾撰《毕昇与湖北英山出土的“毕昇碑”》一文,否定其说,认为刻碑为元末明初所立,上镌“日”、“月”二字,以及形制纹饰,均带有外来宗教的色彩,实际是一方摩尼教——明教——日月教教徒碑。该文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献研究部主编的《出土文献研究》第三集,中华书局即将出版。该文摘要,提前刊于《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25日第三版。笔者原本认为,自己对“毕昇碑”的研究,到此已经结束,可以退出这场讨论了。不料近接《出版科学》主编蔡学俭先生函,知该文摘要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孙启康先生曾撰《毕昇墓碑的物象崇拜与宗教色彩》一文(该刊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孙文”)认为:“毕异碑”所镌“日”、“月”二字,为“汉族传统的物象崇拜”;其形制纹饰,是“道道地地的佛教色彩”。由于孙文对“毕昇碑”的宗教色彩的确有误会,笔者特撰此文作一些必要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