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急躁走向理性──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两场论争

以往把“问题与主义”、“整理国故”这两场论争中一方的代表人物胡适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反动文人”，这种批评方式其实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见：倡导者皆出于改革中国社会的爱国目的。运动之初，他们急迫地“别求新声于异域”．能团结一致；继而表面上因“谈不谈政治”而发生歧义乃至分化．实际上均非不关涉政治，其分歧恰在如何面对政治。论争促使双方从急躁走向理性：按照各自的政治信仰、人生追求、学术思想等理性的选择和各自信奉的理论武器之异．加之又都企望以自己的理论改革中国社会．终因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两类知识分子裂变。所以，这场论争实质上是用什么理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之争，它们都属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