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刘半农和中国散文诗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刘半农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兼理论家和学家于一身，是中国新诗诗体改革的急先锋，是极富开拓精神的诗人。刘半农涉足诗坛是从外国散诗的翻译开始的。他是中国第一个译介外国散诗的译，也是中国的散诗理论的先驱和创作。     

以诗译诗诗人译诗 --王佐良诗歌翻译述评

本文概述了王佐良的诗歌翻译理论,指出其诗歌翻译理论集中体现为“以诗译诗,诗人译诗”,在翻译实践中王佐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今天的翻译界具有借鉴意义。     

论近代文言译诗形成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在中国新诗的形成过程中,近代译诗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代文言译诗又作为近代译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国诗歌的引入与传播,对近代译诗的发展与成熟,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介绍了近代文言译诗的主要特征,并从时代语境、文学翻译、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方面,阐述了近代译诗是历史发生的必然结果;从译诗意识的觉醒和改革动力两个方面,论证了文言译诗对于近代译诗以及新诗发展的必要性。     

译诗与作诗之间的渗透——论译诗对戴望舒诗歌创作的影响

戴望舒对新诗进行了执着而艰难的探索,诗歌创作的同时大量翻译英、法、西班牙等诗歌,翻译促使他在中国古典诗歌基础上选择性地吸收英法等诗的长处。译诗从形式、意境等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戴望舒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他在不断地借鉴与创新中形成其独特的诗歌风格,也推动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     

浅说译诗的几个问题

诗歌是否可译以及怎样翻译诗歌 ,这是译界长期争论而未达共识的问题。文章坚持“诗歌是可译的”主张。在诗歌翻译中 ,我们应奉行“诗人译诗 ,以诗译诗” ;“形可变而神不可失”等原则     

刘半农《游香山纪事诗》散评

刘半农不仅是中国新诗理论的构建者，而且是把旧体诗改造成新诗的成功的实践者，《游香山纪事诗》就是他最早的代表作。这首诗不仅体现了刘半农新诗理论上的“写真说”，并在形式上不拘平仄，不叶旧韵，有重大的突破。另外，诗歌写的香山应是江阴的香山，不是北京的香山，只有了解了诗歌描写的对象，才能正确理解诗的内涵。因此，《游香山纪事诗》应作为新格律诗的开篇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论穆旦的译诗与现代派诗歌创作

文章试图追寻诗人穆旦的英诗翻译的踪迹,并探讨他的译诗是如何影响其后期现代派诗歌的创作。     

浅析徐志摩译诗的水文化情结

徐志摩不仅是卓越的文学家,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同样出色。徐志摩的译诗受浙西水文化的影响,他翻译的很多诗歌中可见译者的水文化情结。本文尝试性的从哲学和文学翻译的视角研究徐志摩译诗中的水文化情结。     

论穆旦的译诗与现代派诗歌创作

章试图追寻诗人穆旦的英诗翻译的踪迹，并探讨他的译诗是如何影响其后期现代派诗歌的创作。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坚持在浮世挖井”——论刘频的诗质追求

刘频数十年如一日地用诗歌坚持在浮世挖井,挖掘生活之井、生命之井、精神之井,从而挖掘出他独特的诗歌之井。他所挖出的这口诗歌之井充满了神性、智性和悲悯性,使其诗保持着神性的光芒,建构了智性的空间,怀抱着悲悯的情怀,呈现出刘频独特的诗质追求。     

从穆旦自译诗看其诗歌翻译观

诗人穆旦是杰出的翻译家,他曾为国人译介了大量浪漫派诗歌和部分现代派诗歌。穆旦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一些诗作翻译成英文,这些自译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他对诗歌美学的追求及其独特的诗歌翻译观:反对逐字逐句的直译;在语言运用上须发挥译者的创造性;翻译时须兼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以诗的语言去译诗,从整体把握原作精神等。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现代诗歌自译中的意象明晰化——以卞之琳自译诗为例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积极开拓者和实践者,“汉园三诗人”之一。他的诗歌集《十年诗草》已成为20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走向的典型代表,其诗文风淳朴,意境深远,立足于现实,却超越现实,紧扣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不露声色中阐明蕴含的哲理,理性描写中抒发深层的情感。其创作的最大特征在于将诗歌意象分散镶嵌在众多现实事物之中,进而通过所描写事物的关联形成整体印象,不求直抒胸襟,情感炽烈,但求寓意于物,情理兼蓄。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翻译家,其译作不仅涉及英文经典,也包括对本人诗歌的自译,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信,似,译”翻译理念,并提出了“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本文以卞之琳《十年诗草》中自译诗为例,通过分析意象的明晰化翻译,以期对他译现代诗歌提供一定的借鉴。     

外国诗歌汉译与中国现代格律诗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以诗译诗”：一种必须坚持的诗歌翻译观念

中外学者之所以共认译诗之所以难,主要在于诗歌独立的文体特征;如果对于诗歌没有基本的了解与认识,到位的译诗是不可能出现的。“以诗译诗”作为一种新的译诗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前一个“诗”是指对本我民族里诗之共识;后一个“诗”,是指所译对象的美质与美形。只有当两个“诗”相生相融的时候,绝佳的译诗也就产生了。在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界,如果有一批译者能够长期践行“以诗译诗”,则是中国诗坛之幸,世界诗坛之幸!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现代格律诗与外国诗歌汉译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实践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闻一多论译诗

我国早在后汉、南北朝已有人开始译诗,但迄于晚清,有关诗歌译论的文字尚无片言见于文献。南社胡怀琛1914年出版《海天诗话》,以传统诗话的形式初探诗歌译论,虽多属感性认识,但已触及某些本质方面的理论,可视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的滥觞。“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后,我国文学领域译诗日多,译论迭出,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闻一多等于创作、翻译之余,竞相撰文研究译诗的得失,遂使我国诗歌翻译理论初具框架,初显雏形,并开始走上正途。其间闻一多先生独辟蹊径,自创新说,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贡献弥多,功在奠基,尤应引起后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