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多年以来一直关注于从清末至民国的断代史研究。虽然有学者也曾追本溯源,但多从某一文类进入,对于近现代通俗文学整体的发生、发展以及流变少有贯穿古今的分析。本期范伯群先生的《古今市民大众文学的"文学链"》一文,将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他提出"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是一根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链",将冯梦龙的"情教"反映的农业文明下的古代都市生活以及市民意识增强的市民图景、鸳鸯蝴蝶派作家反映的现代工商文明大都市的生活面影以及当下"网而优则纸"、"网优则‘触电’"的"网络类型小说"一以贯之。这根文学链条的发现以及梳理为自成一体的"通俗文学史"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该观点范先生在去年的武汉会议上首次发表,承蒙不弃,将此文修改补充整理后赐予本刊发表,深致谢意!     

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研究——“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

“冯梦龙们”一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中国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 范伯群（苏州大学文学院）：我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明代的冯梦龙被称为“市民文学小说家”是不够的,明以后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市民社会越来越成熟,可是中国文学史中反而没有“市民文学”了。这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一个疏漏,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也谈鸳鸯蝴蝶派

单纯地把鸳鸯蝴蝶派视为“小说逆流”,是不科学的,鸳鸯蝴蝶派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爱国主义思想;为翻译工作做出贡献;接受新生事物。该派得以长存的原由,可以从传统观念、市民口味以及新文学派等角度去论证。可否把当代的武侠、言情小说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延续,是值得探索的。     

论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基本形态

20世纪随着中国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和曲折发展，体现市民文化价值观念的市民小说也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发展变化。把20世纪的市民小说界定为一种反映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小说，则其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有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小说、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市井小说、新写实小说与新市民小说等几种基本形态。     

关于雅俗文学

“从冯梦龙们到鸳鸯蝴蝶派再到现在的网络小说,在‘精英话语’为主导的文学史一直作为‘配角’或者‘逆流’存在,但这种市民大众文学理应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年,年逾八旬的范伯群一直在为通俗文学的“正名”奔走呼号。     

鸳鸯蝴蝶:如何成“派”——论鸳鸯蝴蝶派群体意识的形成

在鸳鸯蝴蝶派群体意识的形成中,私谊网络、会社网络和传播网络显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三个彼此重叠的网络,鸳鸯蝴蝶派以一个群体的形象而展示于世人,其有别于新文学的特征由此彰显。私谊网络给鸳鸯蝴蝶派文人提供了一个趣味相投的人际交往空间,并为他们进入会社、传播网络打下基础;以青社、星社为代表的会社网络,则以“杯酒联欢,切磋文艺”的方式聚集同志,明晰共同的文学主张;由书局与报刊杂志构成的传播网络,不仅聚合着作家群体,而且借助印刷媒体的文字交往,与现实中面对面的交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鸳鸯蝴蝶派文人的人际网络。     

常熟徐枕亚及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著述考略

常熟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的大本营,徐天啸、徐枕亚兄弟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时人称为“海虞二徐”,徐枕亚所著《玉梨魂》,被誉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早期的代表作。俞天愤、吴双热、姚民哀为鸳鸯蝴蝶派中坚人物,著述丰富。     

论张爱玲对鸳鸯蝴蝶派的传承和超越

张爱玲和鸳鸯蝴蝶派历来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在市民题材取向、商品化特征、女性主题和传统笔法等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对鸳鸯蝴蝶派小说有所传承,但她对之又有全面的超越.张爱玲用娴熟的民族形式和多样的现代技巧,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现代意识,这些都大大超越了鸳鸯蝴蝶派.     

评《鸳鸯蝴蝶派小说目录》

《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是在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的基础上增加材料编纂成书的。关于“鸳鸯蝴蝶派”,解放后只出版了这样两种资料汇编,而魏绍昌编的一种,久已绝版;目前只有前一种还容易见到,所以它也就更为研究晚清民国间小说的人们重视。此书共四编,第三编《鸳鸯蝴蝶派小说目录》(以下简称《鸳目》)是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收书数量可观,是现在唯一的(如果不算魏绍昌那一种)     

重论《鸳鸯蝴蝶派》

以往的文学史论述对“鸳鸯蝴蝶派”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 ,甚至在讨论晚清“新小说”向五四“现代小说”的叙述模式的转变时 ,也对在小说技法上发挥了相当作用的“鸳鸯蝴蝶派”全然不顾。最近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开始认识到“鸳鸯蝴蝶派”或许在思想和内容上是“传统”的 ,而它在生产、制作和发表方式上却依赖于“现代”的商业和传媒业。可是 ,这种把“表意”和“运作”区分开的认识还未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文学的生产方式一定会作用于它的内容和形式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从文本中“读出”形式的“意识形态”效果 ,另一方面又…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出现及特征

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是对当时功利文学的反叛突围和对狭邪小说的批判继承后发展起来的.它以“衷情”为感情取向,通过才子佳人的人物模式、普遍的悲剧结局体现出浓厚的感伤氛围,为随后到来的五四新小说作了铺垫.     

世情小说中的婚姻伦理

描摹世相人情百态的世情小说,可以见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一些伦理道德规范和约束。中国古代社会以＂三从四德＂规范女子的言行举止德性,将女子一生鲜明地划为三个阶段,即未嫁、既嫁、寡居。本文以这三阶段的分期为出发点,以女子之＂从＂为侧重点,分析世情小说中所展现出的,古代未婚男女、已婚夫妇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循的相关婚姻伦理和道德规范。     

现实题材反腐影视剧的主流叙事模式及其所突显的清官文化精神

现实题材反腐影视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后,其主流叙事模式表现为清官反腐。最终说明的是惩治腐败要靠公正廉洁的党和国家干部。这些党和国家的干部具有我国古代传统清官公正廉洁的典型品格．因而该类影视剧蕴含着浓厚的清官文化精神。这种有着古老传统的清官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是我国现行政治法律生活的真实演绎,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内圣情结”的合理演绎,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老百姓“清官梦”的集体无意识延伸。     

论刘恒“农民系列”小说中“力气”的意蕴

“新写实”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刘恒在其“农民系列”小说《力气》《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狼窝》等等中塑造了一个个平庸却具有震撼力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之所以能够令读者触目惊心,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展示着一种动人的“力气”形象。农民形象们本身正是这种“力气”的载体与展示舞台。通过对刘恒“农民系列”小说中主人公身上“力气”的解读。笔者认为这种“力气”源于一个“兴奋点”,流淌着“希望之光”,承载着“生存”、“赎罪”的重负,最终归于有意义的生命。     

试论中晚唐历史小说对唐代咏史诗的文化依附

在中晚唐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开始发端。古文运动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逐渐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加之借古讽今的手法在小说中的应用,形成了饶有特色的中晚唐历史小说。在中晚唐历史小说和唐代咏史诗中,主人公的感慨通常是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唐朝诗人对安史之乱的体会尤其深刻,这在中晚唐的历史小说中也有所反映,朝廷的腐败以及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创伤是小说和诗歌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使得中晚唐历史小说同咏史诗能够融为一体,并且有唐一代,诗词盛行,小说从中汲取营养也非常合乎时宜。     

“家”神话坍塌下的女性成长——试论20世纪90年代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家”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摆脱了长久以来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家”的种种遮蔽,还原出“家”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深刻真实的本相。在这些小说中,“家”带给女主人公的感觉常常是破损压抑的,小说文本深入到女性微观的生命世界中,淋漓尽致地书写了在这种“不完全”家庭的阴影之下女性个体性格特征和性别意识生成的过程中细微的生命感觉,并以戏剧化的情节展示出家庭对于女性成长产生的深远影响。     

困惑、反思、神圣、抑或诗意的栖居——镜头后“静默伫立”的田壮壮

田壮壮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猎场扎撤》、《盗马贼》、《德拉姆》三部影片是其以西南边陲为题材而拍摄的重要作品,无论是其80年代还是本世纪初的两次＂出离＂和＂走向＂,田壮壮的电影始终都以它高度＂静默＂的语言视角、独特的影像题材,沉静地执着于边缘处。在他镜头下的＂民族＂,我们看到的是欣赏、尊重、包容;在他展现的＂宗教＂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困惑、矛盾,但也可以发现他对信仰的体认——＂敬畏、给予和施舍＂;随着他边缘处执着的行走,我们还看到了平凡而尊严者的静默的＂栖居＂。总之,田壮壮的电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介于多种文化之间而又静默直观的难得的视野。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动物世界”

在沈从文精心构建的＂湘西世界＂中,存在着一个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是＂湘西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沈从文的＂动物世界＂具有烘托环境、渲染心境、推动叙事的多重功能,以动物朴实本真的生命之美映衬美好的人情人性,以动物鲜活生动的野性之美揭示城市文明的虚伪做作,构成了沈从文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另一种角度看鸳鸯蝴蝶派

兴起于明末清初的鸳鸯蝴蝶派尽管遭致了学者的批判和鄙视,但仍为广大市民欢迎.从文学活动的另一端--阅读接受来考察该派小说的创作,如何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论“红颜祸水”观在水浒小说中的变迁

＂红颜祸水＂一度被人讲述得理直气壮,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步认识到＂红颜祸水＂只不过是男性开脱责任的借口,女性与男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从水浒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观念的变化：在《水浒传》中＂红颜祸水观＂比较强烈,到《水浒后传》、《后水浒传》中出现了松动,而到了《荡寇志》与《新水浒》,＂红颜祸水＂观已经得到完全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