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

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以“新新不已”为追求目标，不赞成梁启超的改良立宪模式。而要利用小说的社会作用建立一种“侠主义”。“侠主义”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为设立一种无视当时政府的权力系统，第二层次是介绍外国的革命精神、反抗侵略与压迫的精神，第三个层次是传统的“劫富济贫”。1909年lO月，陈景韩与包天笑共同主编的《小说时报》创刊号的首篇是陈景韩的《催醒术》，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虽然有很大差距，但这篇小说表明了陈景韩的思想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狂人世家”是有一个发展谱系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开始了，陈景韩的作品可以为证。从《新新小说》到《小说时报》，陈景韩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母亲——重读冰心《寄小读者》新感

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廿四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新辟了《儿童世界》这一栏目。就在这期“创‘栏’号”上,有一《记者按语》说:“冰心女士提议过好几回,本刊上应该加添一栏儿童的读物。记者是非常赞成的……从今天起,我们添设儿童世界一栏……”。设专栏的第二天,冰心就以她特有的亲切温婉的笔调写下了《寄小读者·通讯一》:“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我以抱病又将远行之身,此三两月内,自分已和文字绝缘;因为昨天看见《晨报副刊》上已特辟了《儿童世界》一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通俗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文化市场的创建

现代大都市的兴建与初具规模是中国通俗学必然由古典型向现代型转向的社会背景。受到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等选许的《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皆在1903年开始连载的“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现代型社会小说的启端。这些作品为中国现代化化市场的打造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市场经济与中国现代文学

市场经济与中国现代文学叶子铭，范伯群，陈辽，许志英等编者按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２６日至２８日，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师范学院召开。来自全省的４０余位研究者围绕“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面对市场经济社会的对策”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的“向前移”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曾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这样就遮蔽了“五四”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相应也忽视了“五四”前许多文学作品已经初具的现代性。从早期启蒙者身份的重新认定，在文学作品中对科学、人权的引进时序，中国期刊的三波现代化浪潮，早期白话文的倡导和早期翻译作品的成就等方面来看，有必要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向前”位移，才能将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把握。     

移民都市与移民小说—论清末民初上海小说中的移民题材中长篇

上海是中国特大的移民都市，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小说中有大量的移民题材中长篇。移民之中有工商投资者、文化人、革命者……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还有相当数量的国际移民。当然，极大多数移民是战乱与天灾中流向上海的难民与灾民，到上海成为出卖苦力的劳动者，但用“乡下人进城”这一概念是概括不了这股移民潮的全部内涵的。移民小说显示了上海这一移民大都会的众生相，也是培育外来移民的现代市民意识的形象化的启蒙教科书，深受广大市民读者的喜爱与欢迎，即使对今天的现实也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古今市民大众文学的“文学链”

“冯梦龙-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是一条从古至今的市民大众“丈学链”。冯梦龙所反映的是农业文明下的古代都市生活以及市民意识增强的图景;鸳鸯蝴蝶派作家反映的是现代工商文明大都市的生活面影,当大批新移民涌入大都会时,他们用文学的形式肩负“乡民市民化”的重任;而目前出现的海量的“网络类型小说”,将随着质量的不断提升,也会“网而优则纸”“网优则‘触电’”,必将凭借网络、书刊和银幕荧屏的“立体优势”,更吸引市民大众的眼球。     

请为他们戴上“市民大众文学”的桂冠

首先容许我对各位光临《填平雅俗鸿沟》首发式暨研讨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今天想向诸位汇报我编选这本自选集的缘起和一些随感。 第一,我的“自选集”分成四个部分,这四部分也是与我的人生四阶段同步发展的。作家作品论部分,基本上是我在“文革”之前的积累,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凝成产品。鲁迅小说研究是“文革”中的产物,我们不同意“四人帮”对鲁迅作品的歪曲,我和曾华鹏先生进行了“地下写作”,这是我们人生最苦闷时期的一种智力游戏,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一下子就将压在抽屉里的十几篇研究鲁迅的文章抛了出去。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接受文学研究所的统一分工,对“鸳鸯蝴蝶派”进行了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而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转移到通俗文学研究领域中去,那是我第三个阶段的成果。这是一个集团性的研究工程,我和我的同事与研究生用了15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这个项目得了四次较高层次的奖项。参加这个集体项目的有徐斯年、汤哲声、刘祥安、陈子平、陈龙、张元卿和已经驾鹤西去的芮和师教授等人。其中方忠、吴培华、张涛甫、季进、范仁平、许其兵等也参加了部分工作。我有两点深切的体会,一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填补空白的课题;二是我们有一个团结的集体,大家去努力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说五个指头握紧成一个拳头,这就是我们教研室的一个拳头产品。第四部分就是21世纪以来,在我退休之后,从提出“雅俗双翼展翅”的形象化的比喻发展到更符合学术规范的“多元共生”文学史新体系的探讨。     

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

精英作家因市民阶层不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却对通俗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感到失望与焦躁,于是斥责这一读者群体为“封建小市民”。“小市民”这一颇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亭子间作家”与“小市民”产生隔阂有其深层原因。“为人生”与“为生活”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分出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读者群的不同需求。就文化的多元格局而言,这种“对峙”并非是“僵局”,反而因两者的“韧性”与“互补”显示了大都市的多样化和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