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村治思潮的转向——以《村治月刊》为中心的考察

《村治月刊》由“村治派”于1920年代末创办,旨在推动以农村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并从“村治”逐级达到“国治”,在全国引发村治运动思潮。《村治月刊》最初吕振羽负责编辑,随后梁漱溟担任主编,并将刊物改名为《村治》半月刊。《村治月刊》的更名并非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人事变动,这背后昭示着一个社会思潮与组织演变的序列。村治思潮经历了由激进到保守的转向,其间所蕴藏的各种命题亦是193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面临传统与西方抉择时的写照。作为该刊物的组织筹办机构,村治月刊社不但是一个弘扬村治建设、挽救社会困局的组织,各种人物以一致目标交织活动于其间;而且它还是一个由多元话语形构起来的群落,“民主”“科学”“传统”等思想在其中碰撞与交锋,附丽于“村治”这一具象化又颇有深意的符号之内。     

村治过程中的宗族--对赣、皖10个村治理状况的一项综合分析

按西方主流理论,宗族作为“原始组织”,将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在近20年来我国农村宗族却出现了复兴的新情况。本根据对10个村治理状况的深度观察,从日常生活、村庄、行政村和村际关系等层面分析了宗族对村治的实际影响。指出,宗族在村治过程中发挥着双重性的功能,一方面,提供了较好的服务与帮助,填补了若干管理真空,避免了更严重的失范和无序,而且,强族组织与宗族集体意识成了抗拒行政权力不法侵害与剥夺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宗族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奉行着恃强欺弱的逻辑,并倡导男尊女卑,崇尚迷信。因此,不应简单地对宗族给以全面否定和肯定的结论。要构建农村治理的新秩序,虽然无法舍弃宗族,但是应当寻求新的资源和新的机制。     

乡村善治之路：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基于山西省L村的分析

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与使命。在中国政治场域下,治村精英与制度都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但实践中治村精英却总是与制度形成相互制约与掣肘的局面。然而,要达到村庄善治,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必须“和谐相处”。采用个案分析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山西省L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描述了L村如何摆脱了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惯性,形成两者之间耦合。具体而言,就是在“强精英—强制度”组合下治村精英主动创设“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依靠这一制度实现了精英向制度化权威转换,获得了村民支持,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L村以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善治。     

村治研究的传统与现状——二十多年来的华中地区村治研究

20多年来,华中地区的村治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这个传统尽管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却正是这些变化,促使村治研究的传统能够保留下来,并不断推进村治研究水平的提高。     

农村人口流动与村治的改善与提升--以河南刘村为个案

本文以一个村庄为个案,考察了农村人口流动对村治的影响.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有利于村治的改善.表现为(1)农村人口流动为村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源;(2)农村人口流动造就了新的社区精英,并对原村治格局形成一定冲击,使原村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3)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带来了农村治安状况的好转和社区秩序的稳定;(4)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使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文章最后提出了在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治水平的若干政策建议.     

精英治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精英治村呈现普遍化发展的倾向,引起人们的关注。精英治村,一方面推动了农民脱贫致富、村民自治和社会事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也出现了滥用权力、政治领导水平不高等问题。这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并妥善解决。     

精英治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精英治村呈现普遍化发展的倾向,引起人们的关注。精英治村,一方面推动了农民脱贫致富、村民自治和社会事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也出现了滥用权力、政治领导水平不高等问题。这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并妥善解决。     

流动人口的边缘性与村治秩序的震荡--以鄂西灵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个案村的描述与分析,指出贫困山区的流动人口在挣脱土地和乡土规则的束缚之后,并未融入新的生活秩序之中,反而在异地处于边缘性的境地.这种无序的经历内化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铸建成反秩序的行为"规则”.当他们回流后,这种"规则”进入乡村,冲击原有的规则体系.而目前的村级治理对此束手无策,从而导致村治秩序的震荡.笔者最后指出,只有将外出务工带来的利益期望内部化,将人口流动制度化、规范化,才能实现村治秩序的重构.     

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治理——权威与民主关系视角下的村治模式探索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行后,村治精英和村民都获得了法律赋予的治理村庄的政治资源,成为决定农村治理成败的重要因素。村治精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带头人,主导村庄发展的方向,村民是实施村庄治理的决定力量,在实现村庄治理目标中发挥主体作用。本文通过对村庄治理的动态研究,从精英权威和民主参与关系的视角,探索精英主导与村民参与有机结合的村治模式。     

乡政村治的总体分析

本从一组同心圆模型入手,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进行了回顾,阐明了“第二圈层”对于不同治理模式的决定作用。在此基础上章对当代乡政村治的结构进行了“治理流程”梳理,提出了“乡村合流”现象。接下来章构建起基于“理性行动理论”的“目标一行动”分析框架,并以此对“乡村合流”成因作了剖析。最后,章采取演绎的方法构建起解释性的“科层一法人”理论,以此解释农村治理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     

乡村治理模式研究综述———兼论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模式转变取向

民族地区“乡政村治”模式日渐暴露出的新问题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后续发展,如何创新治理模式,走出乡村治理困境,既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也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笔者在全面归纳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剖析了贵州民族地区的“参与式“治理的典型个案,力求阐明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心理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的乡村治理模式转变取向.     

多元共治视域下农民合作社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影响机理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乡村治理正处于"解构—重建"的多重挑战与结构性矛盾之中,客观上要求政府与社会构建"多元共治"新范式。文章基于组织行为学、建构主义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视角,探析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带来的影响,发现新时代乡村治理正经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民主政治——由认识关联走向利益趋同;经济发展——由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文化认同——乡土文化日渐解体,"乡风文明"正在重塑;治理格局——治理主体多元化与差序化共存。农民合作社与乡村自身不仅在治理特征、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标上具有高度契合性,而且农村合作社在盘活生产要素——推动农业产业化、盘活参与动力——重建乡村治理权威、盘活治理资源——重构多元共治模式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为乡村治理增添了新的活力。针对"多元共治"模式的现实约束,通过以人为本——夯实治理基础,主体建设——提高治理能力,赋权组织——寻求法律制度支撑,外部资源——拓展发展空间等策略,建构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形成有效的"多元共治"格局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顺利实现。     

全球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换

通过考察加拿大新布尔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归纳出乡村治理所要强调的落实地方分权、增加地方居民参与基层政策决策机制以及凝聚力、动员乡村社区资本等重要方案。而在目前中国的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正经历着一场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问题。在转换导向和转换方式等问题上,其核心是基层政府如何理解和消解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功能、困境及化解对策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推动乡村内外资源整合、促进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推进乡村社会多元治理制度生成和引导乡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振兴进程的加速,新乡贤及在其基础上诞生的新乡贤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化解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人才短缺、合法性存疑、与政府组织合作不畅及受传统认知制约影响治理效果等困境,成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题中之义。因此,需通过政策引领、身份支撑、平台构建及转变认知等路径,化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善治。     

Principal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role parents play in school governing bodies in rural area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rural school principals in South Africa of the role that parents in the school governing bodies (SGBs) play in improving school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The study reports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s well as on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which was based o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e principals of three different rural schools were employed to collect data. The literatur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including parents as part of the SGB is seen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for the successful functioning of the school. The empirical study also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including parents. However, the principal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many members of the SGB are illiterate and uncertain of the role they play in school governance. The principals emphasised the need for training of the members of SGBs as regards their working knowledge of school governance activities.     

基于政府审计视角的乡村治理支持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体现,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有力工具应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辨析乡村治理与政府审计关系以及政府审计参与乡村治理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尝试从制度建设、机制创新、职能定位、手段改进、人才整合和公告问责等6个方面阐述政府审计在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进乡村良治过程中的对策路径。     

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及演进趋势

根据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主题”为“乡村治理”的833篇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村民自治、三治融合和政策变迁。乡村治理研究的演进趋势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演变、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乡村治理内容的扩展。基于此,应夯实乡村治理理论基础,增强学界与实务界的合作,推动乡村治理实践发展。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研究

文章在深入分析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党委领导为根本,乡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村委会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路径,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的发展与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以“融合”促“善治”:乡村治理视域中农村教育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教育是国家治理理念与目标的重要传导途径,发展农村教育是实施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面向乡村“善治”目标,新时代农村教育发展应面向乡村社会致力于优化人心、生产秩序和生成能力。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悬浮”状态,如机构上移、“农教互离”以及教师角色变化,严重限制了其乡村社会治理功能的发挥。因此,农村教育应选择“教治”融合、“校地”融合、“教产”融合与“四教”融合的路径,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改善乡村社会治理生态,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