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几种本子

概略言之,《金瓶梅》版本有四种:一、抄本,书名题作《金瓶梅》,明万历二十年以后开始流传。抄本《金瓶梅》有多种,具有研究价值。二、词话本,书名均有“词话”二字。最初出现的词话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大约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故又称“万历本”。词话本是根据抄本改编的。国内外能见到的词话本有多种。根据刻本作了某些删改的新排本,     

《金瓶梅》正误举要

《金瓶梅》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也是世界文学名著。现存于世的最具有权威性的本子,是付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本”);大约过了一二十年后的崇祯年间,有一种对词话本删改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简称“崇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问题——兼致台湾魏子云先生

对《金瓶梅》的版本进行了梳理，认为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说《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这不过是三百年前的书商作伪；兰陵笑笑生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     

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

本文论证了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兰陵笑笑生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文章认为将《金瓶梅》的作者说成兰陵笑笑生，这不过是三百年前的书商作伪，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兰陵笑笑生考证不过是一场大闹剧，这场大闹剧的演出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悲剧。     

《金瓶梅》一部研究戏曲音乐的珍贵史料

《金瓶梅》在漫骂和赞扬声中渡过了三百多年。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立场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对《金瓶梅》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时还难作出相近的评价。 《金瓶梅》是我国封建文人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独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据考证,这部小说成书于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卅年(公元一五六八年至一六○二年)最早版本为万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词话》,尔后又有明代天启年     

《金瓶梅及小说戏曲比较研究》序

《金瓶梅》写定的时间,如果姑依“嘉靖间大名士”之说,则此书流传至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再退一步,如果以现存最早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金瓶梅词话》算起,流传至今,也已经有三百七十一年的历史了。在这四个世纪的流传过程中,对此书的研究,恐怕要算《新刻绣像金瓶梅》一书的作者为最早。因为这个刻本不仅文字已经加工整理,而且已有了评语。从“词话”本到“批评”本,     

《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年间新证——兼论《金瓶梅词话》借鉴《西游记》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了"猪八戒",经考证这些都来自于小说《西游记》而不是杂剧《西游记》或其他,《金瓶梅词话》中还出现了一副对联及一句俗语,也极可能来源于小说《西游记》。小说《西游记》现存最早的刊本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则受小说《西游记》影响的《金瓶梅词话》不太可能早于此年,由此可得出《金瓶梅词话》当成书于万历年间。     

陶慕宁校本《金瓶梅词话》补校

陶慕宁校注本《金瓶梅词话》,为明代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最新校本。该书的校点还很粗疏,并有较多失误。今对前20回试作补校。     

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传世的《金瓶梅》刊本,可大致分为三种:明万历年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本;传为明崇祯间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本;清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本。其中《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与词话本《金瓶梅》相比较,又称说散本《金瓶梅》。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对此书是这样著录的:     

影印《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缘起

<正>现存世的《金瓶梅》版本有三个系统，即，一、刊刻于明万历年间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系统，这是《金瓶梅》最早的刻本；二、刊刻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或《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三、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本。这是清代乃至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刊刻最多的版本。     

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台湾学者魏子云通过民国《吴县志》考证,否定鲁迅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明代万历庚戌（三十八年）的权威论点。但魏的考证中存在三个问题。通过对清康熙《浒墅关志》考证,解决了魏的考证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从而彻底否定了鲁迅的权威论点。又通过多个考证,认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陈匹箴”辨正——与黄霖先生商榷《金瓶梅》成书时代问题

<正>《金瓶梅》中的过场人物陈四箴，首先为台湾魏子云先生在论证时拈出，引起中外学人的注意。黄霖先生继之，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以下凡引黄先生语，均出自此文）文中，以此作为“成书万历说”的重要内证，言：……总的说来，《金瓶梅》中的人名确实多有寓意。因此《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出现的“两司卜府”中的“布政使陈四箴”这个名字就值得注意，因为它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万历帝，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上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立幼（郑贵妃子）之意，引起朝廷内外不安。于是从万历十四年起大臣们围绕这一问题纷纷谏诤，连年不断。至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名隹)于仁上疏规劝皇上戒除酒色财气，并进陈有关酒色财气的“四箴”。     

《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兼与吴晗同志商榷《金瓶梅》著作时代问题

《金瓶梅》创作时代的考订是研究《金瓶梅》的初阶,也是评价这部古典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历来文人的野史杂录,确认《金瓶梅》“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而不疑,历代的刻本梓行也都沿用此说。除了敷拟附会大名士为王世贞而外,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时代概无异议。1938年在北京发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刻本。一些《金瓶梅》的研究者根据版本的校勘与考究,开始怀疑“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之说,写成系统的考据论文有吴晗同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见《读史箚记》)。吴文旁征博引,考证详备,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和名物制度上找出例证,得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的结论。笔者曾接触到一些有关的史料,发现其中颇有值得商榷的问题,现就《金瓶梅》的创作时代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供研究者们参考。     

面对《金瓶梅》的文化思索——《金瓶梅与中国文化》序章

一、《金瓶梅》:中国文化之谜《金瓶梅》行世四百载,至今还有许多未知之谜。它神秘地、几乎是突然地出现在中国明代的士大夫知识阶层面前,引起一片惊诧。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袁宏道在吴县致函董其昌,云:“《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这是明代《金瓶梅》流传于世的第一则消息。而在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至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之间,其弟袁中道随他赴真州任,曾“见此书(《金瓶梅》)之半”;在此之前,袁中道“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袁中道《游居柿录》)据袁氏兄弟记载及转引董思白语来看,《金瓶梅》抄本于十六世纪末期在文人间传看,传抄得以流传。至万历     

“瓶”内外村言刍议——兼论《金瓶梅》所用方言与作者之关系

一研究《金瓶梅》,不可不注意它的语言。研究《金瓶梅》的语言,不可不注意其中的方言。最早注意到《金瓶梅》方言的是该书最早的读者之一,明代万历年间的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本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许多学者如鲁迅、     

《西游记》作者新证

<正> 一、引言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 这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问题,在学界却是多年未了的公案。现存《西游记》最早版本: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本上,就只署有“华阳洞天主人校”,而无有“吴承恩”字样。尔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闽建书林扬闽斋本,天启年间“李卓吾”先生批评本也都如此。说明《西游记》问世之初,其作者名氏就被隐去,而留待后人考察。清初有汪象旭评本(《西游记证道书》),“始冠以虞集序,以为(此书)为邱长春作”,以后所刻诸本人云亦云,致使《西游记》的著作权     

《金瓶梅词话》校读拾零(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了戴鸿森先生校点的《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戴本”)。香港太平书局影印出版《全本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港本”)。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了刘本栋先生校订的《金瓶梅》(以下简称“刘本”)。经过对照研读,发现戴本在校勘、标点、删节方面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本文仅从港本中词语原貌出发,同戴本和戴先生的“校记”进行比较,试图说明某些语言现象,以此向戴先生和方家请教。     

《金瓶梅》研究论著索引(一)

《瓶外卮言》 姚灵犀著 天津书局 1940年8月《金瓶梅简说》 南宫生著 出版时间、单位不详《金瓶梅词话》跋 施存蛰 见“贝叶山房”《金瓶梅词话》本 1947年《根本分歧在哪里?——评刘大杰先生对<金瓶梅>的评价》见《“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 1959年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陈四箴"时代

《金瓶梅词话》中的“陈四箴”时代，一说指嘉靖朝，一说指万历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词源学”、作品内证、《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手法，以宋徽宗影射嘉靖帝等史实几方面，可证明“陈四箴”的时代是嘉靖朝而绝不是万历朝。     

将善本书送入普通读者手中——简论梅节重校本《金瓶梅词话》

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将两个在日本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取长补短,合为一本。香港梦梅馆总编辑梅节先生为了使《金》书成为普及性读物,对大安本进行了校改,加了注释,出版了重校本《金瓶梅词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普及本。但在校、注两个方面,仍有若干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