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 ,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实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战略思想的需要 ;认为中共承认“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特殊情况下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必然选择 ,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 ;在党的独立性问题的认识上 ,陈独秀的错误不是没有认识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而恰恰是片面强调了独立性以致把它同“党内合作”对立起来 ,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     

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初探

陈独秀“党内合作”思想既有正确的东西,又包含着严重的错误。他提出的各革命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大联合;把国民党改造成集中全国革命势力的中心;改组国民党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先决条件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本工作;在国共合作中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等思想都是正确的。但他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成为国民党“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的根本失误,导致了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系列失误。当然,陈独秀的“党内合作”思想有一个从以正确为主到错误为主的演变过程。     

关于陈独秀"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观的辨析

“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共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国共“党内合作”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不仅是陈独秀,就连倡导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最力的瞿秋白、李大利、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也持有这种观点。陈独秀的错误不在于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在于把中共摆在“在野党”的地位,缺乏以我为主,自觉主动地到国民党中去做“主人”,力争成为国民党的“元核──—领导者”的策略和决心。     

陈独秀与马林争论始末——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公案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存在严重分歧。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得到布哈林的支持,并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形式确定;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等人以服从共产国际纪律原因,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一度支持了马林的党内联合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认为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瞿秋白与陈独秀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党内围绕着农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本文论述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见解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斗争过程。     

略论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采取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在保持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对于这种合作的形式,从提出国共合作的问题开始,直至国共合作破裂,党内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当年曾参与制定和执行这种党内合作政策的     

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选择了什么?——与王开良同志商榷

《黄淮学刊》1991年第1期发表《重评陈独秀关于改变国共合作形式的建议》一文,作者王开良同志认为:在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提出退出国民党,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主张,是他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提出的“某些积极的正确的建议”的一例,其理由是,当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是起而反击,公开分裂;要么妥协退让,俯首称臣”,陈独秀“决定选择前者”。而他的这一主张,“不仅是积极的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由于没有采纳陈独秀的建议,当断未断,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显然,该     

"八七会议"之后的陈独秀

“八七会议”后的陈独秀,心态复杂。他有冤屈和蕴怒,不与中共新的临时中央合作。蛰居上海,写了许多文笔犀利的杂文,揭露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同时又向中共中央上书,对党内瞿秋白的左右派暴动路线提出忠告,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的忠告是有远见的。陈拒绝参加“六大”,但对有关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方针仍高度关注。在中东路事件上与中央宣传策略发生争论,并在检讨大革命失败与当前路线方针等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意见相左,导致与中共最后的分手。     

重评陈独秀关于改变国共合作形式的建议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虽然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但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正确的建议.我认为,中山舰事件后,他提出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主张就是正确的一例. 一,陈独秀改变国共合作形式建议的提出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篡夺革命的领导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得手之后,他又通过“整理党务案”,极力限制打击我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和发展,公开迫使我党和无产阶级服从其意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起而反击,公开分裂;要么妥协退让,俯首称臣.鉴于这种情况,陈独秀认为国共合作不再可能保持下去,就决定选择前者,退出国民党,将党     

陈独秀:由党内合作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考察

史学界一般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一说法是最值得史学界商榷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 ,当时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共同制订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 ,应算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开始与根源 ,实事上陈独秀对“党内合作”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 ,并积极主张国共两党的“党外联合”政策 ,以保证中共自身的积极性     

陈独秀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未能实现的原因

陈独秀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未能实现的原因吴九占国共第一次合作采取了“党内合作”的特殊形式。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对这种合作形式曾有过抵触情绪和做法。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国共关系的发展，陈独秀又多次“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本文仅就陈独秀为何提出这一建...     

论恽代英的“党内合作”思想

恽代英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主张各革命阶级大联合的国民革命。他认为要实现国民革命的联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就必须有一个纪律严密,主义明确的民族革命政党作为国民革命的行动中心。因此，他赞同和支持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并强调保持党的独立性和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以保证国共合作朝着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离开了这个条件,就会改变事物的运动形式和存在方式。国共两党由合作到破裂的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一规律。诚然,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因素很多,笔者仅就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作一初步探讨。一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指导思想不同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根本原因。国民党“一大”,以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党内合作”的形式,最终实现了国共合作。尽管国共合作有一定的阶级基础、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然而,国共两党依然是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政党职能。在土地问题上,国共两党仍具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因之形成了不同的土地纲领和土地政策,从而也构成了国共合作破裂的根本要素。     

陈独秀主张“国民革命”的缘起和缘由

1922年9月,陈独秀提出了一个用以代替“民主革命”的新口号———“国民革命”。陈独秀此举的重大意义,在于揭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序幕。但他提出“国民革命”的原因及思想根源,至今尚没有深刻的揭示。实际上,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的动因,是为适应国共党内合作的需要。他一方面要解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并非与资产阶级合并,另一方面又要把共产国际要求的“民族革命”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革命”密切结合起来,以便把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引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     

共产国际力主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对的情况下,之所以坚持国共两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主要原因是：第一,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共产国际推行的东方革命战略来看,共产国际力图通过国共合作,以打击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势力,而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又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唯一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第二,从共产国际特别是其代表马林对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的认识来看,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第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看,马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人加人各种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做法,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而且也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     

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

本文通过若干重要历史资料，对中国大革命历史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不存在“最好形式”问题；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其基层组织有较强的革命性，但权力为少数上层领袖人物所控制，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缺乏足够的深刻认识，时有反复，从未争取到革命领导权。     

试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两党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独立性。这种组织形式是怎样形成的?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粗浅的分析和论述。     

重评1925年“上海谈判”——兼论吴廷康、鲍罗廷的主张

1925年底,西山会议进行之中,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邀孙科、叶楚伦、邵元冲至上海俄领事馆,“对党务谋所以调解”;次日,又是在上海俄领事馆,在吴廷康的主持下,孙科、叶楚伦、邵元冲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谈判。对于此次“上海谈判”,同为苏联人的国民党高等顾问鲍罗廷表示反对意见,对国民党右派持进攻立场。依据俄方解密档案,从分析吴廷康、鲍罗廷的思想入手,可以得出结论：“上海谈判”并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兼对李达脱党主要原因的重新诠释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核心凝聚力和整合作用。在合作的形式问题上,国民党赞同党内合作形式,中共内部却对此产生了歧异: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者倾向此方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则对此提出了异议。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合作意见的抵制是李达脱党的主要原因。最终,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导致机会主义泛滥于中共党内,使中共忽略了对自身独立性的坚持,助长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间接造成了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中共从此走上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征程。     

孙中山、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歧异

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认识的出发点不同：孙中山试图通过国共合作要共产党人服庸其三民主义,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希望借国共合作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国共合作前途的认识也不同：孙中山是要建立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则根据马克恿列宁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上,孙中山要中共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而陈独秀则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两党的理论基础差异、现实政治需要不同,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