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歷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

金克木先生被視爲現當代學術史上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大學者之一。他的學術生涯是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從1948年秋被聘至北大任教,金克木就一直在紅樓和燕園工作,與北大互相成就,逐漸成爲與季羡林并重的中國東方學家。本文利用新見的信札、檔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過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爲深入認識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期的學科建設與中國東方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新的闡釋。     

《柳如是别傳》補證三則

季羡林先生在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時說:"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 u derS(亨利希.吕德斯)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它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     

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

一 前言:從"傳統學術轉型"觀察清代學術思想史 "中國近代知識轉型"(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是一個龐大且具重要意義的課题.欲探討這個近代史上中、西學術援引、裂變與互滲的複雜過程,至少得從兩大面向展開:一是探討中國傳统學術自身的統系及變化,一是尋繹近代科學式知識在中國的建構過程,而前者尤其重要.無後者,固不足以知中國學術知識體系的近代性發展;無前者,則不僅無以知吾國傳統學術體系及特質,更將因學無所據而不知如何展開中西比對.     

勸學的傳統

我國有勸勉讀書、學習的傳統,歷朝歷代不乏名家撰寫《勸學》等名篇。考察古今勸學的主張,不難發現學習的目的、内容、態度和方法,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中國文明是學習的文明,强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讀書不僅指讀有字之書,也包括讀無字之書。我們主張"開卷有益",擁抱世界,學習世界各族群的文化,讀各國的書,同時深耕自家的文化經典,深度地理解、辨析自家文化的根源與發展,正面與負面,輝煌與包袱。近代以降,以"修身"爲内容,以"成聖賢"爲目標的傳統人文教育,變革爲以科技知識爲内容,以"現代公民"爲目標的現代科技教育,各有利弊,應互補互濟。檢討古今中國人讀書學習的傳統,政治社會的功利性較强,鮮有"爲學習而學習"的傳統。似應有意識地培養兒童與青少年的懷疑批判的精神、邏輯思維與分析的方法、創新意識與創造性建構的能力。     

陳寅恪學術生平的一個重要環節 1926-1929年期間的職業選擇

在陳寅恪的學術生涯中有兩個重要的環節,即1926-1929年期間工作單位的選择和1949-1950年問雖南下但不浮海的决策。上世紀20年代,在日益高漲的"整理國故"文化學術思潮的影響下,國内紛紛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陳寅恪特殊的留學經歷、豐富的域外語文知識和用新方法整理國故的能力,被學術界青睞看重,各學術機構争相延聘,許以高薪。陳寅恪最終選擇了清華大學和中研院史語所,奠定了任教清華、兼職史語所,擁有兩個頂級學術機構學術資源的格局。1949年1月史語所遷臺、陳寅恪南下廣州任教前,陳寅恪擁有清華教授、史語所研究員的雙重身份,憑借清華、史語所優厚的科研條件,學術上勇猛精進,二十年裏取得的巨大成就與聲名影響,與他1926-1929年間工作單位的正確選擇密不可分。     

張開網絡:權势轉移裹的胡適與張忠紱

1935年前後,獨立社最初社員相繼離開北平,社内人事被迫調整。新晋社員裹,張忠紱成爲胡適因應國際局勢的左膀右臂。作爲後獨立評論時期社内唯一的國際問題分析專家,前者携其專業知識和學術素養,恰好契合彼時胡適研究遠東局勢尤其是中日關係的急切需求,影響了他對日思想的重構。反過來,胡適遴選張忠紱於1937年9月共同赴美開展國民外交一舉直接促使後者"棄學從政"。諸此交互聯結,其内在邏1首推於"權勢網絡"本身的發展流變。同時,進入共時性脉絡中既豐富了個人研究,也得使該時段大歷史進程得已更多的闡釋空間和張力。     

學人寄語從根做起

從根做起入大學前,讀過一些書,但總理不清頭緒.初入輔仁大學歷史系后,仍茫茫然.那時允許跨系選課,同舍一位高年級學兄建議我選中文系的"目錄學,說是曾得益不淺.我接受建議選了這門課.授課老師余嘉錫是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著名目錄學家.他指定以《書目答問補正》爲教材,分兩年講四部.他上課時,手不持片紙,依《書目答問補正》編次,侃侃而談,如數家珍.     

十九世紀歐洲漢學知識網絡的編織 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十三封

本文對收藏在德國阿爾滕堡的圖林根州檔案館中的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13封進行了解讀,目的在於還原歷史語境以便更好地理解這些文本,同時揭示,儒蓮自1832年擔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起,一直到1873年去世的40多年中,不斷與人文學界、科學界的學者進行知識交流,形成了以流動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知識網絡。通過儒蓮與包括加貝倫茨等學者的通信,東亞語文學知識、地理學知識、生産制造方面的傳統等等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并被納入到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之中。     

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原罪意識與懺悔意識的起源及宗教學分析

原罪意識與基督教的原罪論 　　中國學人論及原罪意識和懺悔意識時,總是把它放在基督教背景下來討論,因爲在我們的知識領域内,這是基督教哲學中兩佃非常重要的命題.……     

易象與時間 關於易象學的論綱

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學術史研究札記: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

改革開放初期曾掀起歐美日本等國東方語文歷史學者來華訪學的熱潮。其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波恩大學的西藏學家D.Schuh、漢學家W.Banck (龐緯)以及漢堡大學的伊朗學家R.E.Emmerick在1980年代初的三次訪華鮮爲人知。本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史料,初步搜集并梳理了這三次訪華的史料。尤其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檔案,首次披露了他們申請訪問民族所以及民族所從最初的熱情接待到最後的不予接待的全部過程,爲重建改開初期的中德學術交流史提供一份稀見的學術史料。     

宋學的内聖轉向與《四書》學身心工夫

北宋前期的宋學學者均以復興儒家内聖外王之道爲目標,但是,隨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宋學主流對王安石的政治批判和學術懷疑進一步加深,他們逐漸更爲强調内聖的重要性和根本性宋儒反對走王安石從《五經》尋求富國强兵的外王路綫,轉向從《四書》在尋求内聖工夫。宋代士大夫的内聖追求推動了宋學思潮的轉向,與此同時也推動了《四書》學身心工夫論的建構和發展。宋儒的身心之學不僅僅是道德修身的德性學問,同樣也表達了個體存在的終極關懷。     

東亞文明與中美洲文明天文考古録

天文學是自然科學中的第一學科,是人類形成早期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源泉和原動力。天文考古學(考古天文學)是國際天文學界與考古學界中新興的,跨泉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的前沿學科;是從科學天文學的角度,結合民族歷史文獻,嚴謹地重構新石器時代遠古人類認知的星空、建立的觀象授時體系,童現其時人類形成的宇宙觀、構建的信仰體系的强大學科工具;是打開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從物質世界的自然生物走向精神世界的靈性生物這堵神秘大門的關鍵鑰匙。本文通過充分的天文學、考古學與文獻學論據,對東亞(阜新查海、濮陽西水坡、黄梅焦墩、廣漢三星堆等)和中美洲(拉本塔、伊薩帕、帕倫克等)兩個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諸多遺址進行天文考古學的詳細比較分析,論證東亞與中美洲文明形成前後,先民所建立的以北斗、銀河與東宫蒼龍爲核心的天文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宇宙觀與信仰體系,闡述東亞與中美洲早期文明誕生前後的同源的天文體系、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思想基礎。     

古典文學的精神史意義及其研究

一歷史學中的精神史研究 歷史是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遺留和記録,在很長時間内,人們對歷史的觀念就是如此,着眼於事實的記録,即<劍橋近代史>主编阿克頓勛爵所謂"經驗所揭示的記録或事實"①,而且集中於政治史的範疇.     

學人寄語

正評估同時代的學問,除了眼光向外的橫向比較,應該更多地縱向關注與前賢對話的能力。大浪淘沙留下來的高明,歷經時間的檢驗,而一般所要接軌的國際或面向世界的前沿,就中國硏究而言其實大都處於邊緣的位置。治中國學問,應當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旣具有統系,又不涉傅會,眞正有所創獲,才能居最高之地位,不至於時過境遷,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漢學研究在今天的聯邦德國,是學術界熱門的題目之一,全國有20所大學開設中文專業,大約有6000多人學習中文。與此同時,在聯邦德國還出版一種大型的漢學研究年刊,這就是《MonumentaSerica》(《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的編輯部與研究所是合二而一的機構,今天就座落在聯邦德國中部萊茵河東岸的聖·奧古斯丁(Sankt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