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建省论

西康建省始于清末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民国初年停滞不前,终成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前后历时30多年,时断时续。在建省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势力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博弈,最终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完成了建省。西康建省,加强了中央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加快了西康社会的转型,巩固了国防。     

黄天华专著《边疆政制建置与国家整合: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1906-1949)》出版

<正>西康改建行省是近代中国边疆政制建置史上非常典型的个案。清代在西康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清末为了因应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该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并一度筹议设置西康行省。辛亥革命后,由于北京政府的无力和四川的内乱,加之发生了两次康藏纠纷,使得该地区基本上处于动荡的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处理西藏问题,国民政府积极扶持刘文辉进行西康建省。1939年元旦,西康省终于正式建立了。此后,西康地区的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见,西康建省     

试论清末民初西康师范教育

自清季赵尔丰奉命治边,实施改土归流开始,西康始出现师范教育。赵氏在西康以"兴学"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短短几年间,西康师范教育从无到有,蓬勃发展,遍及西康各地。民国始肇,西康师范陷入沉寂,几乎被摧毁殆尽,虽然历时甚短,但其对西康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仍然不容忽视。一方面新式学堂广泛建立,受教育者增加,边民素质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民族间交流进一步加深,维护了边疆稳定。其历史经验、成效仍值得我们借鉴。     

浅论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策略

清雍正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改变了这一地区闭塞、落后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主帅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流中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策略对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述近代以来新疆哈密地区的“改土归流”

近代以来,新疆哈密地区围绕王制的改土归流问题不断涌现,哈密地区成为新疆变乱的多发地,先有光绪三十三年的吐尔巴克－和家米雅斯起义,又有民国元年的铁木耳起义,再有民国十九年的金树仁改土归流以及之后的哈密事变,这些事件均围绕反对哈密王的专制统治和改土归流等问题发生、发展及变化,因而理清这一时期哈密地区的改土归流问题的来龙去脉,对客观分析和认识民国新疆社会频繁动荡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云南经济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推动了西南边疆当代和后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本文从改土归流的背景和弊端出发,着重论述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云南经济的影响。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与居民生活的变迁——从湘西地方志中几篇筑城记入手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是学术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及历史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这里从现存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地区方志中的几篇筑城记入手,讨论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传播圈的形成及其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筑城活动不仅能够起到防御作用,更重要的是起着区分及教化人群的作用,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对于城内居民的身份、生活基础和民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影响的研究

在清朝雍正元年以前涉及纳西族的文字中,都把纳西民族记载成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但是雍正元年改土归流之后的一些史料中记载纳西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本文通过＂改土归流＂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来探析＂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认为＂改土归流＂使纳西族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感性阶段发展到了理性阶段。     

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重构--“改土归流”后湖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培育与社会控制研究

雍正时期,湖广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后,流官们积极地实施教化,培育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的兴起加强了湖广土家族基层社会的控制,“皇权始下于州县”。土家族地区的士绅与州县官积极合作,士绅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他们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州县官和土民的“中介”,土家族地区的士绅权威日重。     

明代贵州基层社会变迁与改土归流——兼论民族沟通机制的建立及意义

明代在贵州一些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迁,新的阶层产生,民族融合逐渐成熟,推动了改土归流进程。同时在这些基层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民族沟通机制,加强了流官政府与少数民族的互信和互动,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动摇了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这套民族沟通机制对于化解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矛盾,防止民族地区的社会冲突,巩固国家统一等多个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

土司制度是实行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时代发生巨变的民国时期，土司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司的许多权力已经被新型管理机构所行使，许多的单个土司都丧失了原来的权力、地位和威望，而成为新型政治体制中的官吏。可以说，民国时期甘肃土司的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依附权力实体的土司群的存在。依靠权力实体的保护，苟延残喘，使甘肃的改土归流又大打折扣。总之，民国时期甘肃的改土归流成效较大，并为解放初期甘肃改土归流的彻底完成准备了条件。     

改土归流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

改土归流持续数百年之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改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格局,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迁,且使得土司辖地的社会结构发生重组,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最终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地理分布格局。改土归流虽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但其中之局限与缺憾亦应引起注意并予以严格批判。     

改土归流与苗族的迁徙

国内对改土归流以及苗族迁徙的研究卷帙浩繁,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各种通史和其他研究资料中,缺乏对改土归流与苗族迁徙之间关系的系统论述。本文主要是从苗族迁徙、改土归流以及改土归流对苗族迁徙的作用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改土归流对苗族发展的作用。     

论乡城县改土归流

清朝时乡城受理塘土司管辖,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川藏地区的统治,委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藏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乡城县改土归流的基本情况。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下)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上)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滇南地区哈尼族土司制度述略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清之际,中央政府加强对滇南地区的控制,在内地实施了"改土归流"。但是,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地区,"改土归流"的政策并未具体实施,直到民国初期,土司制度都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存留。红河南岸哈尼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之所以得以保留,其理由就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还是充满效率的。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制度安排在这些地区带来的效益还不能充分超过废除"土司制度"的成本,因此,这些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就是合理的、现实的。     

高崖祖庙:传统、时代与新造圣地

明清时期,高崖祖庙成为遵义地区一大新造的宗教圣地。该庙圣地新造始于播州改土归流,成于战后休养生息,固于补修庙貌、清整庙产。改土归流、设府置县后,每经历一次战乱,高崖祖庙就会重复一次圣地新造流程。正是在屡次循环、逐次叠加、持续强化的作用下,高崖祖庙在终清之世三百多年间长期作为川主神的朝拜圣地而存在。     

试论明代改土归流的影响

明代的改土归流对各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也伴随着武力征服,具有不彻底性,带来了新的民族压迫,增加了行政经费。     

明代施州卫的设立与汉族、土家族的融合

人们而今论及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历史发展,莫不一言以蔽之日,清朝在鄂西地方改土归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探本求源,清朝之所以能在这万山丛中改土归流设立府县,进行直接治理,是因为明朝设立施州卫,从发达地区派遣了大量的永久性移民进山,促进了鄂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汉族与土家两族的民族融合,清朝改土归流才有实现的可能。故本文拟就施州卫设立后的历史作用作若干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