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商乐与建安“五言腾踊”——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先生认为,建安时期盛行的清商乐,是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并不是汉代相和歌的延续;清商乐的流行,促进了五言诗体的成熟;建安时期兴盛起来的五言游宴诗和女性题材诗,都是二曹六子等人为新兴清商乐填写的歌词。通过考察建安时期的清商乐及其与五言诗创作的关系知道,建安时期的清商乐是汉代俗乐的直接沿用;当时盛行的清商乐的确对五言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绝不是体现在文体方面;建安时期乐府诗创作还是一种特权,并没有形成普遍创作乐府诗、如同后世文人依曲填词的情况。木斋先生的观点没有根据。     

论建安士风对建安诗风之影响

士风是指当代士人的精神风尚。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必然会受到当代士风的影响。建安士风对建安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社会上的重文风尚为诗歌创作的繁荣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其二，建安士人的济世情怀是形成慷慨悲凉诗风的重要原因；其三，建安士人的个体自觉意识使诗歌形成了总体特色下纷繁多样的创作个性；其四，建安士人怡情悦性的生活观使诗歌的审美属性得以强化，创作趋向华美精工。     

试析正始之音对建安诗风的继承关系

中国诗歌，从建安到正始，诗风虽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二又非截然不同，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正始诗坛依旧回响着建安的慷慨之音；并且沿着建安诗歌的抒情传统，向着个性化、抒情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建安诗歌的悲凉演变为正始诗的忧生之嗟。     

语文教学中的“诗歌教学”

一、丰富的中国诗歌文化 诗歌是运用精炼、形象、富有节奏感与音乐美的语言，通过丰富的想象，创造出独特的意境，集中反映现实生活，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样式。诗歌被视为文学中最高最美的艺术，犹如音乐中的钢琴、舞蹈中的芭蕾、体育中的足球，是一种极为精致的艺术。我国是诗的国度，在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诗歌这个艺术宝库一直散发着熠熠的光芒。《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国风”，思想和艺术价值都非常高。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对形成中国诗歌寄兴遥深、含蓄蕴藉的风貌起了重大作用。诗歌发展到了汉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成就最高的是乐府诗，这些乐府诗，风格各不相同。建安诗风慷慨悲壮，太康诗风缛丽繁富，南朝诗歌文词清丽、情致宛转，北朝诗歌则多豪放之声。到了唐朝，诗歌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清商乐流变初探

清商乐作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宫廷与民间音乐的主流,中原传统音乐的代表。在我国古代音乐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商乐的流变过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汉魏时期——清商乐的酝酿期;东晋与南北朝时期——清商乐的发展期;隋唐时期——清商乐的衰微期。     

曹丕诗歌特点成因初探

曹丕诗歌创作既紧跟时代的风气而又别具一格,他对建安诗风的转变影响了一代诗人的创作.时代特点、生活经历、个性、文学发展及自我的创新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着他诗歌特点的形成.其中,自我的开拓精神起主导作用.     

傅玄诗歌在魏晋诗风承转中的过渡性特征

从建安文学到太康文学,诗歌的社会功能逐步弱化,艺术特质却日渐张扬。这种诗风的演变在傅玄诗歌中有清晰的反映。本文试图寻求傅玄诗歌创作在建安到太康诗歌文质消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过渡性轨迹。傅玄诗歌在从建安诗风向太康诗风转变过程中,主要从诗歌反映现实的柔弱性,诗歌取材的广泛性,诗歌形式的技巧性三个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承接作用。     

建安诗歌的悲剧意蕴

建安诗歌具有浓郁的悲剧性。在动荡现实面前的忧郁与恐惧、静思后的悲哀与欢乐是诗中的悲剧情感，已经隐含着诗人的悲剧意识，醇酒与音乐带来的疯狂、民歌与神话引发的冲动展现了诗人的悲剧性格，形成了敢于直面人生的悲剧精神；险恶的环境、神秘的气氛与阔大的境界融合成诗中的悲剧情境，使诗歌充满了悲剧的情调，赋予了建安诗歌深刻的悲剧意蕴。     

双峰并峙 声气相求——初探建安诗歌对唐边塞诗的影响

“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作为中国美学史上两座高峰,遥相对峙,细加探寻,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有着同气相求的承传关系,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建安诗歌对唐边塞诗的影响上。回顾唐以前中国边塞诗的发展,建安诗歌以其昂扬乐观的精神改变了此前边塞诗的悲凉感伤的面貌,开启了以边塞题材抒写壮志的诗风,给唐边塞诗以深刻影响。建安诗歌对唐边塞诗的影响首先在于其精神风貌上的正视现实,积极进取,从而在此基础上,给以内容和形式上的具体影响。建安诗歌之所以在精神风貌的基础上又能从内容到形式给唐边塞诗以具体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大端,可归为三:时、地、人。     

建安诗歌的悲剧精神

建安诗歌具有强烈的悲剧精神,诗人们面对自我、社会生存困境产生了自觉意识和悲悯情怀，同时苦难的生命历程激发出他们的强烈的使命惑和悲壮的气概。建安诗歌中悲剧气氛与阔大境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的悲剧精神因建安诗人的个性呈现出多姿多彩。     

从南朝模拟诗作看其对建安游宴文化之接受——以谢灵运、江淹诗作为例

建安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色彩、浓郁的悲情、张扬的个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辉映千古,建安时代的游宴文学活动亦令无数文人向往。魏晋之后,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模拟非常盛行,特别是谢灵运和江淹,他们以拟古形式体现了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初步奠定了建安文学之于南朝文学的典范地位,在整个建安文学接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曹操与清商乐

汉末大乱不仅使整个社会遭受严重的破坏,也使文化学术遭受浩劫,众乐沦缺。曹操作为一名富有文人精神的政治家,凭借其政治的实力,在促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曹操参与了清商乐的创作,在音律、辞赋、歌舞、收集、创作编排等方面对清商乐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他提倡文人创作,搜罗歌舞伎乐人才、设立清商署,对清商乐作出了重大贡献。     

建安诗歌慷慨风格的内涵、嬗变及其他

建安诗歌慷慨风格与建安诗文频繁地使用“慷慨”一词有一定的关系。“慷慨”一词在建安诗文中的内涵是不同的。慷慨风格在建安诗人作品中的表现也各异。建安诗歌的慷慨风格有一个渐见具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不是凝固、封闭式的,而是运动、开放式的。建安诗歌慷慨风格的形成,与曹氏父子的大力提倡,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使用质朴劲健的语言等分不开。“建安风骨”与建安诗歌的慷慨风格不能等同。     

在还原和创造诗美中获得欣赏诗的乐趣--论诗歌欣赏的任务和方法

诗是可以解读的．正是因为诗可以解读，欣赏诗才有乐趣．诗才能够给读者美的享受。但是诗歌欣赏活动是一种需要欣赏者的创造力的特殊的艺术鉴赏活动，它比欣赏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文体更需要欣赏者参与发现和创造诗美的工作。诗歌欣赏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诗美。诗美包括诗的抒情的美和形式的美。在欣赏诗时，不要把诗的内容与形式截然分开，特别要重视诗的形式的美。诗的视觉美在现代诗歌中十分重要。     

音乐表演在音乐欣赏过程中的负功能

音乐表演是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创造行为,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成为连接音乐创作与欣赏的中介环节。本文从音乐美学的角度,首先对音乐表演的本质与作用作简要阐释,接着探讨表演作为中介环节在音乐欣赏过程中的负功能,包括表演者的演奏风格、工艺技术、演奏技法等。     

简朝亮的诗歌分期及其特点

一方面,敏锐的时序感使简朝亮在诗文作品中比较清晰地体现其“读书——科举”、拜师问道、开馆授徒、闭门著述的学者一生。另一方面,张子沂等门人注意以时间为序编纂《读书堂集》。因此,简朝亮的诗作有一清晰的分期。     

刘勰的曹操诗歌创作论

曹操是建安文学代表性的诗人,刘勰对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文心雕龙》中对于曹操文学创作的直接评价只见于《乐府》一章中,另外在《明诗》中对于曹操的诗歌创作只字未提,从中可以看出刘勰对于曹操的文学创作的评价是略带贬抑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与刘勰的生平环境以及其学术思想有关,也与曹操＂古直＂的创作风格有关。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李白诗歌的天真美浅探

含蓄固然是诗歌一般美学价值上的追求与体现,但李白诗歌中的天真、浪漫、率性、豪气,不仅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选材与风格,而且充实和提高了古代诗歌的审美追求与价值体验。李白诗歌既有含蓄之美,也有天真之美。李白是唐代诗坛、乃至整个中国诗坛最值得炫耀的一顶桂冠。     

试论现代歌词的文体特征

现代歌词作为抒情文类之一种,其文体特征总体上类同于“书写一阅读”式的诗歌,但其艺术生成却是通过谱曲并以人声为传播媒介,以听觉为接受方式。音乐、人声等的介入,又使歌词呈现出有别于“书写—阅读”式诗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文本生成的非独立性和文本形态的开放性;此外,接受方式上的“直面相向”的特点,使歌词的文本生成与接受语境之间形成一种显豁的共生共谋关系。     

张謇的文艺观

张謇认为：文章风气随时代而异;文章须切于实用,反映人的七情五常,不可滥,不可诬;既需讲义法．亦需讲才学。他强调诗为宣泄感情之工具,诗须言事,应当反映民生疾苦,应力求创造出一种关的风格或境界来．以供人欣赏。书法既要遵守一定的法度,又不能墨守成规;绘画应当师法大自然,学习古人的技巧,融入画家的个性;印章应将婀娜与刚健、流丽与端庄、纵与收、利与钝等对立的风格与刀法对举,融于一体方能臻尹术之绝墙一戏,剧劳未最最亏要的不是师承前人．而是演员本人创造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