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悲愤诗》非自述身世之作

蔡琰的<悲愤诗>被大多数学者认定是自述身世之作,于是人们往往依据诗中的内容来探索她的生活经历.但详绎此诗可以发现,诗中所叙乃是董卓部下劫杀掳掠的暴行及其给人们特别是妇女所造成的深重灾难,而与蔡琰本人的处境和遭际不相符合,因而<悲愤诗>并非蔡琰自述身世之作.在此基础上,考察东汉末历史事实,可以认定:蔡琰没入匈奴之事容或有之,但并非没入左贤王.她不久即被赎回,因而并没有所谓滞留南匈奴十二年并生有二子之事.     

曹植与《韩诗》

曹植受到《诗经》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他对《诗经》的接受虽不拘一家,但从其现存作品来看,他经常采用《韩诗》说,表明他对《韩诗》有所偏爱,这是因为《韩诗》通达的解经方式符合他的个性特点和学术观念。曹植通过荆州学接受了由蔡邕带到中原的杜抚、赵晔的《韩诗》说。     

也谈对《西江月》一词的理解

被选入初中课本的《西江月》，原有一个题目叫《夜行黄沙道中》，这是辛弃疾退居上饶带湖时的作品，也是他描写田园风光的名篇之一。我在给学生讲解这首词的时候，感到教科书和教参对词句意义的解释不尽恰当，有些地方甚至非常勉强，并特别仔细地阅读了朱光潜先生对本词的...     

清商乐与建安“五言腾踊”——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先生认为,建安时期盛行的清商乐,是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并不是汉代相和歌的延续;清商乐的流行,促进了五言诗体的成熟;建安时期兴盛起来的五言游宴诗和女性题材诗,都是二曹六子等人为新兴清商乐填写的歌词。通过考察建安时期的清商乐及其与五言诗创作的关系知道,建安时期的清商乐是汉代俗乐的直接沿用;当时盛行的清商乐的确对五言诗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绝不是体现在文体方面;建安时期乐府诗创作还是一种特权,并没有形成普遍创作乐府诗、如同后世文人依曲填词的情况。木斋先生的观点没有根据。     

汉代琅琊地区道家思想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琅琊文化在燕齐文化的大环境中形成一由于多种机缘,琅琊文化早在先秦时代便形成了它的道家文化特色。在汉代,琅琊文化中的道家思想随着汉朝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相应地,其对汉代国家政治的影响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汉初,盖公为汉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西汉末,王吉、贡禹是“托古改制”运动的中坚人物;东汉初,伏湛、淳于恭等人自觉地翼戴和佐助东汉朝廷的政治施为;东汉中晚期,郎额、襄楷对现实政治进行尖锐的批评,并提出改革建议。由此可知,琅琊文化对汉朝政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碣石学宫考论

碣石学宫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术中心,后世学者往往将它与稷下学宫相提并论。以稷下学宫为参照,对碣石学宫学术中心产生的文化环境、产生原因、人员构成、作用、结局及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等进行考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个学术中心的性质和特点,并可以了解燕齐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及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情况。     

论曹植文学创作的俗化倾向

汉末建安时期,随着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文学成为人们表达世俗情感的工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需要。由于受众的扩大和广泛化,文学在题材、艺术形式,以至表现方式上有明显的俗化倾向。邺下作家普遍重视俗文学创作,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有更典型的表现。     

论《华阳国志》在地志发展史上的地位

《华阳国志》作为一部地志著作，以严谨的体例，简洁明晰的叙事方法，详细系统地记述了巴蜀地区的地理、历史和人物，不仅反映了巴蜀文化的鲜明特色，更反映了作者卓越的历史见解、华夏一统的文化意识和高尚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后世学者的普遍赞扬。     

作为蔡邕弟子的曹操

曹操从＂赘阉遗丑＂转变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其转变的契机主要是受到其师蔡邕的影响和教诲。考察曹操的生命轨迹和人生造就可知,曹操在人格、思想观念、学术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深受蔡邕的影响。在蔡邕的影响和教诲下,他不仅树立了济世安民的大志,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开创了建安文坛,与蔡邕的另一位弟子王粲一起开创了建安文学创作的辉煌。     

曹植的咏史诗

建安时期,由于受到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咏史诗的创作出现了一个繁兴的局面,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曹植。他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了咏史诗的抒情性和艺术技巧。尽管其咏史诗尚未达到成熟的境地,但他的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构成该体诗歌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