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古韵重拾：林庚新诗的唯美编译

林庚对中国古典诗歌采取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态度，在新诗格律、语法与语言上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独特中国古韵的中国新诗。哈罗德·阿克顿在《中国现代诗选》中对林庚新诗创作理论与新诗作品的甄选，注重技法纯粹性、诗语古典性、诗风历史性。在诗歌翻译层面，阿克顿以“以诗译诗”的唯美主义译介笔法，忠实地还原了林庚白话诗的“中国诗味”。阿克顿在新诗编译上的独辟蹊径，是对西方世界唯美“中国梦”的投射，也暗合林庚新诗创作的审美理念。     

查良铮研究综述

诗歌是特殊的文学样式,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及其形式中天然融合的产物。笔者认为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王佐良,1989:54)。诗人译诗风格和创作风格关系紧密,通过诗人译诗风格的研究,可验证"翻译共性"假说。查良铮(1918-1977),笔名穆旦,在诗歌领域与翻译领域都取得了耀眼的成就。"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最遥远的探险者,最杰出的实验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穆旦诗评语,1994)。作为诗人,穆旦综合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被誉为"新诗现代化的旗手",为新诗的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作为翻译家,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具有十分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译诗与新诗之间的思考——读熊辉的《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

《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一书以界定五四译诗的时代特质为切入点,不仅将翻译诗歌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语言和技巧层面上,还从翻译对诗歌文本的选择、传播、接受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进行了探讨,创新性地提出了“潜译诗”的概念及与其时新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其书的特色是主题明确、立意高远、文风简洁、考据充实。此外该著作专门谈论了五四前后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为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     

论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历史价值

李金发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他关于诗的观念、诗的艺术特点、诗的理想等论述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对他上述诸方面的成就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评论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确定了他在引进和创作象征主义诗歌的诗歌形式和意象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与价值.     

外国诗歌汉译与中国现代格律诗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徐志摩诗歌意义的再认识

徐志摩在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诗歌体式的多样化、诗歌结构的规范化和诗歌技巧的纯粹化等方面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由粗劣的语言到艺术的语言的转折性标志。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美在当时就具有形式美建构上的现代性意义。徐志摩对新诗发展理论的探索、对新格律诗创作的尝试以及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志摩的诗创作是对"五四"新诗和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并使之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五四时期诗歌伦理的建构与新诗创作

五四时期的新诗伦理以白话语言的运用为前提,集中体现在对白话新诗观念的接受和对新诗形式的认同两个方面。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实质上是文学创作的伦理之争,预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伦理转型。胡适对新诗理论的探讨和创作实践,形成了以白话为基础的诗歌新伦理,为五四文学的伦理转型创造了条件。胡适的新诗顺应了中国诗歌发展的需要,影响了五四新诗的创作潮流,新诗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伦理,逐步获得了文学界的伦理承认。     

规范理论视域下胡适清末至五四时期英诗汉译研究

对胡适在清末至五四时期的英语诗歌翻译进行描述型研究。选择胡适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是中国白话新诗的首创者,打破了对外国诗歌进行文言古体翻译的传统规范,确立了新的用白话新诗形式进行译诗的诗歌翻译规范。由于胡适本人的诗歌翻译也经历了从传统规范到新规范的过渡,对其变化过程进行探索则具有一定的意义。不仅如此,诗歌翻译还影响到了当时民族文学的发展,即创立了白话新诗这一文学形式,推动了民族诗歌由旧体诗向白话新诗的转变过程。运用规范理论的内容对胡适的翻译现象进行研究,能够很好地解释胡适先而遵从传统翻译规范继而偏离传统创立新规范的变迁过程。     

寒山的论诗诗

寒山诗集中,有几首论诗之诗,这些诗涉及寒山对诗歌的创作动机、功能与特征的认识,虽是只言片语,但若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在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之下进行考查,会清晰地看到寒山的诗学观。寒山的论诗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促进了论诗诗文体的正式诞生,指明了禅诗发展的“典雅”方向,开启了以诗语禅的新思路。     

以形式为生命的艺术

任何语言的诗歌首先都是因其语言形式而存在的。没有独特的形式就没有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目前的汉语“诗歌”已经失去“形式”。人们将目前这种不是诗歌的东西称为“诗歌”．其原因是对外来“诗歌”的误解。外语诗歌译为汉语后,其在语言形式上如果没加入汉语的“诗籍”,它就只是不是诗,而我们却以其原是诗歌为由,将这种散性的东西称为诗歌,并反过来以此为圭臬．去进行所谓的新诗歌创作。对诗歌形式的突破．有真突破,也有假突破,当代诗歌的突破以假居多。     

日本近代诗歌发展及影响分析

从翻译诗歌的接受到本土原创诗歌的兴盛,日本近代诗歌经历了一个传承与创新的过程。而与日本近代小说被中国学者大量译介的盛况相比,日本诗歌为何始终＂养在深闺人未识＂。究其原因,除了同时期中国本土诗歌的蓬勃发展之外,与中日诗歌译介方面的＂艰辛＂及诸多社会文化因素都是不无关系的。     

冯文炳的《谈新诗》

冯文炳的《谈新诗》是中国新诗理论与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新诗性质论上,重视新诗的内容,主张“普遍性与个性”的妙合;在新诗创作论上,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天籁”式、灵感式创作方式极为推崇。《谈新诗》写作走的是中国传统点评式、感悟式的路子,重“趣味”,讲“妙悟”,深得中国古代境界论诗学之精髓,处处流溢着道禅诗性智慧,但也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偏误。     

新月诗派的诗歌本质论

诗歌本质论是新月派诗论家们构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战略与重要奠石。从诗歌起源论看,闻一多所张扬的“游戏本能说”,可为代表;梁实秋表现出对模仿说的极度钟情。从诗歌功能论看,梁实秋的论述最多,但新人文主义的批评立场规约了他对诗歌本质的基本看法;徐志摩更多地关注诗歌的宗教感化功能与思想启迪作用;朱湘主张“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时代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诗歌特征论看,新月派诗论家们的论述集中在两大层面:一是诗歌与其他非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二是诗歌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内部的本质特征。诗歌本质论显示出新月派诗论家面对传统诗学和现代诗学双重挑战的基本文化立场,其理论取向总体上贯穿在由王国维开启的审美现代性诗学价值坐标系统当中。后人所谓新月诗派历史身份的模糊与离弃现实等负面效应,其实可以由此找到最初的理论根由。     

美与生命本性的召唤——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邵洵美

作为20世纪中国的唯美主义诗人,邵洵美为中国新诗所引入的美的观念,意义不凡。他力图通过译介西方唯美-颓废主义诗人诗论诗作,为唯美-颓废艺术思想作为一种美学原则而融入中国艺术精神,拨去理论与情感上的迷雾。他对诗的品性的定位,把诗融入了哲学、宗教、历史、思维、心理等人类文化的总体构成里。他所强调的诗的形式要与诗的品性相和谐,把新诗引入了对美的姿态、颜色、形状以及灵魂的凝视。然而,邵洵美对官能享受的率真颂赞,不仅没有为他赢得新诗美学现代性追求的桂冠,反而使他被钉在"颓加荡"的十字架上。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音乐与乐府诗关系探微

音乐与乐府诗的联系十分密切,文人为了音乐的需要而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开始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的源头,又因乐曲的失传而开始了脱离了与音乐的联系的诗歌创作,使得乐府诗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文人乐府诗虽然渐渐远离了音乐的束缚,但相互间的潜在联系依然存在。     

承传与消解:古典诗学视野中的诗格论

我国古典诗学视野中的诗格论,主要在四个维面上展开:一是对“格”作为诗歌审美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格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诗格创造与生成的考察;四是对诗歌“格调”之论的理论反思。古典诗学视野中诗格论的展开与发展历程,鲜明地呈现出承传、提升与消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