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制度与蒙元政权的儒化、汉化

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为学、君臣交流的重要手段。蒙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认同并践行汉制,推行中华文化。其中,对经筵制度的重视与推行,是其儒化、汉化的重要体现。此举不但提升了蒙元皇帝的儒学水平,而且加速了蒙元的汉化进程,反过来也直接促使了蒙元对经学、儒学的实践。     

约束与反约束——明朝经筵特点分析

明代经筵是在继承宋朝经筵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有明一代,经筵对皇帝起着教化的作用。经筵亦是明五礼之一嘉礼下的重要礼仪,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礼仪规范。观察经筵在明朝政治生活中的具象,分析明朝经筵的特点,对明朝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法祖宗、裨治体:宋代圣政编纂与经筵讲读

在宋人视野中,圣政是皇帝汲取治世经验的源泉,是帮助皇帝解决本朝治道困境的一副良药。皇帝阅览学习圣政,可以起到法祖宗、宏治道、正得失、裨治体的作用。宋人的这种认识,促使宋真宗之后历代不断续修圣政。据史可知的圣政共有16部,且其中若干部或以节钞本而冠以其他书名,或以合刊本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宋廷重视和大规模开展圣政的编纂,为经筵活动中讲读圣政提供了教材,从而使圣政在经筵活动中广泛使用,成为宋代帝王之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筵讲读圣政成为宋代不容偏废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圣政的大规模编纂。     

蒙元帝王之母与家教

蒙元时期的蒙古族家庭教育实际上就是蒙元帝王家族的家庭教育，而在蒙元帝王家族的家庭教育中，蒙元帝王之母们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蒙古社会的生产方式、战争状况以及蒙古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探讨了蒙元帝王之母与家教的内在关系。     

宋代经筵研究综述

经筵是宋代倡导文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梳理近2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对经筵的界定及其沿革的考证、对经筵制度的研究、经筵中师道之争、经筵官对政治的影响、经筵中经学的传播、经筵官考和经筵制度的意义与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并对宋朝经筵研究现状进行了评判,提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赤峰市蒙元文化与草原旅游互动发展研究

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和构成部分.元代的蒙古族主政者从草原到中原,接受了中原文化,也带去了游牧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蒙元文化.因此,蒙元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边塞文化的集聚、融合以及传承和积淀.蒙元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从而,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体系...     

程伊川论经筵箚子义疏

程伊川深切认识到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症结:皇帝缺乏与士大夫沟通、协商之意愿和能力.故在担任经筵官之前上论经筵三道箚子,构想了一全新的经筵制,旨在让经筵官全程管理皇帝之生活,并通过特定的礼仪和特殊的制度安排,塑造皇帝成为士君子,具有共治之意愿和能力,从而弥合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隔阂.     

元词论纲

元词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蒙元时期 ,词风沉郁凄凉、苍劲质朴 ;元代前期 ,南、北词风并行不悖 ;元代后期 ,南、北词风相互渗透 ,趋于典雅。散曲与词互动 ,使部分词带有散曲印记。     

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

文章分析了元代文献资料,并结合蒙元时期曾游历过蒙古地区的外国旅行家留下的游记,以及蒙元时期所绘的图像资料,探讨了榆林窟第6窟蒙古族供养人坐具,认为这种坐具是蒙元时期设在诸王斡耳朵(宫帐)中"宝座"的一种;此外,文章还说明了此坐具的源流及特点.     

明代经筵制度新论

明代经筵制度作为明代文官政治重要衍生物之一,同明代内阁制度、言官制度、诤谏、票拟、封驳等诸多制度与现象一起,构成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经筵制度的爬梳及对其演变规律的总结概括.进而探索明代经筵制度同帝王、内阁、宦官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我们把握明代政治生活特征及其规律的切入点之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及意义。     

皇权下的师道尊严——中国古代经筵坐讲立讲之争

中国古代经筵是为帝王研经读史而专设的御前讲席.御前讲席非常特别,"君""师"同席,治统"与"道统"直接冲突,因此经筵中为帝王讲课的经筵官是坐讲还是立讲,备受争议.尤其是在两宋时期,争论异常激烈.坐讲论者主张"尊师重道".立讲论者强调"君尊臣卑".历代帝王对此多采用折中态度,既得到了崇儒重道的名声,又得到了尊君卑臣的实惠.     

质孙服考略

质孙服是元代达官贵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皇帝所赐质孙服,多以显示对臣僚的宠爱,受赐者往往以此为荣。按照参加质孙宴的人的地位不同,质孙服的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帝王、大臣、贵族等上层社会的人士所穿的没有“细摺”的腰线袍以及直身放摆结构的直身袍;另一类是在质孙宴上服务于这些上层人物的乐工、卫士等所穿的辫线袍。     

“元承金学”及程朱之学的北传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蒙元对儒学的重视,主要是推崇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借助金朝儒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     

论元代对滇东北彝族土官的管理

滇东北地区包括今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的东川区和寻甸县等区域,这一区域在元代属于彝族聚居区,是云南通往内地的主要交通要道。故元代在此设置了两个宣慰司,在宣慰司下设路府州县,并任命彝族首领为土官,蒙元统治者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控制措施对彝族土官进行管理,使他们为蒙元王朝奔走惟命。     

明代经筵制度化成因新论

明代经筵制度是在承袭前代经筵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是皇帝即位后的一种继续教育制度,也是儒家士大夫用儒学思想对皇帝进行规范、约束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经筵之所以能在正统初年制度化,其外因是英宗幼年继位需要接受教育,而内因则是经过洪武、永乐二朝的压抑之后,儒家士大夫群体与皇权的紧张关系在洪熙、宣德二朝得以缓和,儒家士大夫群体的政治地位得到大涨。     

论元代与江南有关的出镇宗王及江淮镇戍格局问题

宗王出镇是蒙古分封制与中原传统制度相结合而推出的中央集权军事制度.元代宗王的出镇区仅到江北两淮,没有江南,应该注意的因素包括：江南是皇帝直辖区;帝王对蒙古贵族既利用又防范在政治、军事控御体制上的表现;江南经济和军事地理的特殊性;江南不设出镇宗王和江淮分割对元朝统治的利与弊.     

元杂剧与蒙元文化

蒙元时期杂剧步入成熟阶段,它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俗文学在元代已成为当时文坛的新盟主;元杂剧适应需要口语化程度加强。     

蒙元硬译体对《蒙古秘史》翻译的影响

蒙元硬译体是夹杂蒙汉两种语言与语法的特殊翻译体例，学术界统称为“元代白话”。笔者探索了蒙元硬译体对《蒙古秘史》翻译的文字运用、语法、旁译、总译、翻译方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认为《蒙古秘史》的翻译深受蒙元硬译体的影响，是从蒙元硬译体的翻译方法相承而来。     

论"元代白话"与蒙元硬译体

蒙元硬译体是将蒙汉两种语言及语法夹杂到一起的特殊翻译体例,学术界通称为“元代白话”,或是“直译体”。但这些通称其实并不妥当,因为:该文体里的汉语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话,也不是元代白话语言的变体;该文体出现于元朝前,所以称为“元代白话”在时间上并不十分妥当;而且“硬译”与“直译”是不同的翻译方法,称为“直译体”是把“直译”与“硬译”混同了。笔者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了该种文体的不同称谓及其不当之处,认为将该文体称之为“蒙元硬译体”更加确切。     

略述明代的经筵日讲官

经筵讲官作为辅导帝王学习的导师,在明代成了士大夫获得一定身份、地位的标志。因是侍从近臣,其简任十分慎重,而且有的身兼数职,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对明代政治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要谈的正是有关讲官的一些情况。 一、明代经筵日讲官的设置 经筵日讲是封建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其职能是为皇帝讲读经史,阐析文义,兼剖析朝政,为皇帝提供治国方略。其起源很早,史载“汉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阁,帝令诸儒讲五经于白虎观。”①至汉明帝时“张酺数侍讲于御前”,灵帝时“杨赐、刘宽俱侍讲于华光殿”,②此时虽有侍讲之号,而未设官。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始置侍讲,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国子监祭酒邢(四丙)为侍讲学士,此为侍讲及侍讲学士之始。侍读始设于开元三年(715),因玄宗“每读书有疑滞,无从质问”,便命宰相“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待以师傅之礼”③于是召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为翰林侍读学士,班次翰林学士,此为翰林院置侍读及侍读学士之始。宋代官职多次变更,尤其是元丰(1078～1085)官制改革后,曾一度废置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只作兼官,但兼官比较广泛,其中有台谏兼充者,以后“每除言路,必兼经筵”,④使讲读官初具谏官之职,至元代以前,有“天下事宰相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