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广东台风灾害救灾机制研究

明清时期广东台风灾害频发,危害严重。地方政府制定和颁发了各种救灾政策、法令,采取了多种减灾、救灾措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和固定的救灾机制：首先是报灾,然后是勘灾,最后才是赈济、蠲免、抚恤和借贷等具体措施。分析研究明清时期广东台风灾害的救灾机制,对当下的救灾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的基本程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灾的基本程序是继承前人,更加规范,制度化和监督意识明显增强。一地发生灾害,需要经过报灾、勘灾、查赈、放赈四道程序,每一环节,政府都制定有相应的条例、具体的操作规则,而且注重从制度、技术和舆论层面、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等多种手段,通过增加透明性、可操作性,以及强化责任追究和惩处机制等方式,防止相关人员贪腐。     

康雍乾时期政府在直隶地区的救灾措施

康雍乾时期直隶地区水旱灾害爆发频繁,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经济生活,但由于直隶地区政治经济地位重要,政府重视该地区的救灾工作,通过赈济、蠲免、以工代赈等措施,使救灾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因此,要战胜农业自然灾害,政府的制度性灾害救助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政府救灾探析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其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西北地区救灾方面采取了急赈为主、防治为辅的原则。各级政府基本承担了救灾职能,建立了救灾机构,进行赈款救济、粮赈、粥赈、平粜、蠲免等,辅以工赈,救灾与防灾并行。一定时期内,以救灾机构日常化、救灾手段多样化等尝试了现代救灾体系的建立。     

浅析苏皖边区政府救灾公债券

1945年苏皖边区发生特大灾害,由于边区政府甫经成立,财力匮乏,为帮助群众渡灾自救,边区政府决定成立救灾委员会并于1946年委各行政专署发行"苏皖边区救灾公债券"。公债券以自愿认购为原则,力倡社会各界开展救灾工作。其中40%用于直接救济,60%用于以工代赈。虽然救灾工作时间紧迫,且具有明显的应急性色彩,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仍然组织有序。发行公债券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不仅帮助边区人民顺利渡过灾荒,也为华中自卫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1949年防汛救灾的举措看中国共产党的灾害应对能力

1949年夏秋,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其直接后果就是该年下半年和第二年春,灾区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这给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通力合作,迅速建立起灾害应对机制,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防汛救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赢得了灾区人民的信任和赞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回顾1949年防汛救灾的历史,总结党在非常情况下应对自然灾害的历史经验,对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灾救灾史、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当前我们应对自然灾害带来深刻的启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建国初期汉中的自然灾害与救灾

汉中地区在建国之初的十年中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水、旱及其他自然灾害 ,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当地政府和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和发展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救灾措施 ,并为其后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了经验 ,救灾工作日益科学化、体系化 ,由单纯救灾向防、救结合发展 ,是巨大的进步 ,但在与各种灾害的斗争中 ,“人定胜天”的思想 ,以及一些消极的做法 ,为汉中未来的自然灾害留下了隐患     

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救灾举措

灾害、亘古至今不可避免的自然同象，汉代为害的种类颇多，频发度高，从史料记载上看，两汉时所发生的自然灾害以水灾、旱灾、地震为主，东汉时自然灾害总数明显比西汉时多，灾害的爆发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对西汉人口数量，社会秩序，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秋此，汉政府依时依情采取了相应的救灾举措。     

一种水陆两栖救灾车的方案设计

基于慧鱼技术构思设计了一种水陆两用多功能救灾车。该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水路两栖救灾车的总体方案设计,完成了机械系统方案设计及物理模型的制作,对救灾车的运动功能及动作指标进行了规划,最后编制完成了整体控制程序并进行了调试。该两栖救灾车结合了常见轮式车辆和气垫船的特点,又兼具了避障、防撞、原地掉头等各项特色功能,再加上多样化搭载平台的理念,具备了适应各种不同地形、不同灾害的能力     

遣使与唐代地方救灾

遣使是唐代中央参与地方救灾的重要形式，虽是继承前代制度，但新设了诸多救灾使职，使臣的职能也更加全面、细密。通过频繁遣使到灾区，将朝廷的安抚、赈救与监察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章还分析了唐后期遣使减少的社会原因与体制背景。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财政与救灾

唐后期两税三分制的实行使得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进行了利益分割。由于地方的财政包干制,使得地方财政能够利用两税收入、财政羡余,甚至还有私用钱和军资粮储参与救灾,在常平义仓的建设、赋税蠲免、灾害赈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减轻灾害及救灾给中央财政带来的负担,唐中央政府也多次督促地方利用留使、留州财政进行救灾。地方财政参与救灾本身有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冲突的背景,但客观上也提高了地方救灾的主动性与效率,促进了唐后期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在唐后期两税三分制下的地方救灾也由于相应监督管理制度的废弛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首年度的生产救灾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国人民在与旧势力作斗争，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还与自然灾害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建国初年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其产生既有气候原因，又与以往统治者的统治及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分不开。在新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虽面临种种困难局面，但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自力更生，生产救灾，以中华民族特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战胜了灾害，把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汶川灾后救灾重建机制建设研究

四川汶川大地震使灾区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遭受到严酷的双重打击,理性地研究灾区的救灾重建机制,对于科学、规范、有序地推进灾后重建意义重大。文章在阐释救灾重建机制内涵的基础上针对预警应急、协调救助、信息公开、评估监督等机制存在的严峻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救灾重建机制建设的重点是完善法律制度、创新管理体制、优化资金整合、重视民间组织和强化监督约束。     

臧文仲的救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政治家,在其从事内政和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救灾思想,如征召饥民,加固城防;贬食节用,节俭救灾;灾后抢种,弥补损失;赈济救灾;君王修德救灾;盟国相恤等。这些措施对当时的救灾活动是积极有效的,其救灾思想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曾巩的救灾理念与实践

曾巩历任八州地方官,两度组织指挥救灾活动,一次是1069年任越州(今绍兴)通判时,救助旱灾;另一次是1075年任洪州(今南昌)知州时,救助瘟疫。他写过四篇救灾的文章。1068年河北大地震后作《救灾议》和《议仓》,稍后又作《瀛州兴造记》,记述河北李肃救地震经验。1079年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赵救助绍兴大旱大疫的措施,曾巩的救灾理念和实践经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论湖南合作救灾事业出现的历史背景

合作运动能够在湖南推行开来,并紧紧契合在20世纪30年代救灾事业的进程之中,成为合作救灾事业,一方面是天灾人祸对农业经济的摧残以及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是合作主义引进到中国后,被人们看成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和一件工具。     

救灾“吉祥鸟”

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赶到救灾现场的往往是被誉为救灾“吉祥鸟”的救援直升机。在救灾中，直升机担任搜救、物资运输、伤员的转移与救治等任务。有了这些“吉祥鸟”，灾区人员的伤亡大大减少了!     

论汉代诗歌中的防灾救灾主题

汉代作为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诗歌中有大量与防灾救灾思想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天命禳弭、水利灌溉治理黄河、重农仓储备荒等方面,是中华民族防灾救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2年旱灾与抗旱救灾工作述论

1952年,我国大部地区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旱灾,这给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如此严重的旱情,在党中央、政务院以及地方各级党委与政府的领导下,各地迅速组织起防旱抗旱的领导机构,并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掀起了规模空前的防旱抗旱运动。成灾后,党和政府又全力领导救灾工作,贯彻群众互济和国家帮助相结合、解决群众当前困难和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以生产救灾为主要措施,实现了高效救灾。这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灾、抗灾、救灾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辛亥前后孙中山的救灾思想与实践

辛亥革命期间,江皖发生严重水灾,革命派对清政府救灾不力进行激烈抨击,将之作为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等对江皖水灾进行了积极救治,显示了与晚清迥乎不同的新气象。孙中山善于总结救灾实践的经验教训,其具前瞻性的救灾思想,为此后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救灾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