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认识论的特点及对其成因的简析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在其纷繁广阔的史学思想中闪烁着史学认识论的光芒。史家对“书法不隐”、“秉笔直书”的执着追求和与之相对应的史家自身素养的规范,都显示出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史学认识论思想。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史学认识论思想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它是在以主体性思维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带有强烈的儒家内在道德性的内涵。     

遗山碑志文史学价值刍议

遗山碑志文借品题人物记述历史.在碑志文创作中,他抱着"以史自任"的创作意识,秉着"以碑存史"的创作宗旨,全面继承和发扬了史家"秉笔直书"、客观公正的记史传统,保存了金朝历史上大量重要的史料以及人物行事功绩,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略论王安石的史学思想

王安石的史学思想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研究之处.首先,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借鉴历史为我所用.其次,王安石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品评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再次,王安石出于对史学经世致用的要求,关注史学的求真,尤其对史家能否具备秉笔直书的史德进行了探讨.     

略论王安石的史学思想

王安石的史学思想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研究之处。首先，王安石的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借鉴历史为我所用。其次，王安石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品评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再次，王安石出于对史学经世致用的要求，关注史学的求真，尤其对史家能否具备秉笔直书的史德进行了探讨。     

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纪晓岚的史学思想

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反映出纪晓岚的史学思想:史籍要内容详实,体例恰当;史家要秉笔直书,持论公平.     

刘知畿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畿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宋代义理史学再评价

两宋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宋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史学出现义理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史学趋势的盛行,促使两宋史家对史学的内涵、性质与功能等问题重新加以思考,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史学范畴.如何评价宋代义理史学的利弊得失,不仅对于正确认识宋代史学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全面估量传统史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史家修养在史学批评中的作用

史学批评实际上就是史家主体与史学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史家永远是主动的,是积极介入的,史家是史学批评活动的主体因素,离开史家的活动,史学批评是永远也没有办法进行的。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关系,史家修养在史学批评活动中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略谈刘知幾“直笔论”

刘知幾所著《史通》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学评论和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尤以＂直笔论＂最能体现他的史家主题意识和和特立独行的思想性格。本文认为刘知幾＂直笔论＂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三大方面：对曲笔的批判,对古人与经典的评议和对史馆制度的批评。     

鲜于枢“复古”书法思想的“宗唐”表现

元初书法家鲜于枢＂复古＂的书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元代＂复古＂书风的形成,其＂复古＂思想的内涵包括＂崇晋＂与＂宗唐＂,而＂宗唐＂在鲜于枢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重点分析了其＂复古＂书法思想中＂宗唐＂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     

《后汉书》中核心词“二”初探

本文从核心词的角度讨论了（诟汉书》中的“二”的意义和用法,比较了表示“二”义的词的异同,并简单勾勒了其发展演变。     

古代汉语连词“孰与”的形成与用“孰与”构成的选择复句的生成

笔者讨论了古汉语双音连词“孰与”以及用这种“孰与”构成的选择复句的形成过程。关于这种性质的“孰与”,到目前为止,学者对其来源、构成、性质,大都不甚了了,语焉不详。汉语中“某,孰与某”的复句是由单句“某与某孰某”经过复杂的省略、移位等转换而生成的句式,从而为研究汉语复句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直观、具体的样板。     

浅谈《说文解字》中的“儿”部字

“儿”是《说文解字》五百四十个部首之一,统属着两个汉字,但许慎对其解释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从古文字学的角度,以“儿”与“殳”之间的语音、字形联系为出发点,全面考察其能否构成部首、作为“殳”构件时的字形演变及许慎将其作为部首的原因。分析了许慎认为从“儿”部的字“儿”和“鳧”的构成及其归部问题。     

舒鸿体育思想研究

舒鸿的体育思想涵盖奥林匹克运动、学校体育和体育竞赛等多个领域,主要包括：在奥林匹克方面,表现为践行“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的奥运思想,实践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思想和发挥奥运榜样作用,传承奥林匹克思想;在学校体育方面,表现为“通才教育,以生为本”的体育教学观、“根据需要,因地制宜”的体育活动观及“严格训练,团结合作”的体育竞技观。舒鸿的体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奥林匹克和学校体育的发展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考论——兼论孔子对《书》的阐释

《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其中“武王曰子有乱臣十人”一句,被认为是（《尚书·太誓》中的句子。此处引文,其语境意义是离心离德者必败亡,同心同德者必胜兴;意在说明同心的重要性。孔子的解说与此意义一致。     

古蜀人文化想象力的“创新”

本文认为对古蜀文明的解读,至今还为西方史学的阐释体系和话语权所束缚,本土文化立场缺失,本土文化失语,缺乏本土文化自身的学科术语。本文认为以古蜀仙道为核心的仙源文化是蜀人文化想象力的核心,它的神髓在道藏里,它的最高结晶是仙学,故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循着仙化思维,不难找到古蜀文明的本土解读,找到古蜀人精神家园解读的钥匙,不难建立本土特色文化体系,摆脱“文化西来说”的困境。     

“讹”之为“诱”,“化”之为“媒”——重读《林纾的翻译》

学界对钱钟书先生《林纾的翻译》之关注,一直以来多围绕其"化境"一说展开,而对其从"囮"字中解出的"译、诱、媒、讹、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该文在提出"化境"的同时,也是在为林译小说中最具特色的"讹"、"化"而辩。译需求"化","化"则难免"讹","讹"与"化"又直达于"诱"和"媒"。译之"诱"、"媒"、"讹"与"化",体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     

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明皇幸蜀图》考辨——附论《明皇幸蜀图》之内容与作者

叶梦得《避暑录话》中对《明皇幸蜀图》的记载,被历代论此画者引以证明《明皇幸蜀图》与《摘瓜图》实为同一作品,但此条记载本身有一些不确之处,将作者“李昭道”误作“李思训”,将藏者“赵仲忽”误为“汝南郡王”等。同时,一般学者皆认为《明皇幸蜀图》即李昭道的《摘瓜图》,但论证过程略显不足,一般都是以叶梦得此条记载为据,但却往往省去叶梦得“或讳之为《摘瓜图》”后面这句“而议者疑”,其实有更多史料可补充论证此二者确为一图。     

北宋僧人仲殊词作初探

北宋僧人伸殊的词作既有清婉明丽的写景咏物,又有稍显婉媚的言情,充分体现出宋词雅俗并存的特点,进一步扩大了宋词的表现范围。无论是在题材还是风格上,仲殊的词作都突破了宋僧词的樊篱,对传统意义上的僧人文学作品有很大程度的超越,为宋词和僧人文学创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