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超越与迷失--朱熹《诗》学特征简述

朱熹是理学家，又是学家，学，他提出以《诗》言《诗》，而废弃以《序》言《诗》，这是《诗经》学上的重要里程碑和转折点，是学的超越。但朱熹《诗》学又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以便更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     

杨简《慈湖诗传》的阐释特征

杨简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陆九渊的高徒。《慈湖诗传》是杨简在《诗经》方面的论著，是宋代直接宣扬理学思想的《诗经》研究著作，也是废序派的代表著作之一，在《诗经》名物训诂方面有独到贡献。杨简怀疑《诗序》对诗篇的解释，用心学等思想解释《诗经》，导致了对诗义的随意曲解。     

《诗集传》与朝鲜李朝时代权近《诗浅见录》诗经观的比较研究

朱熹《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重要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影响甚巨。李朝初权近《诗浅见录》是韩国现存的古代最早研究《诗经》的著作,也是很早就将朱子《诗集传》介绍到域外的论著之一。当前韩国诗经学的研究国内才刚起步,权近的《诗浅见录》是《诗经》域外传播研究的重要著作,同时,朱熹《诗集传》也对李朝诗经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朱熹《诗集传》和权近《诗浅见录》的诗经观进行比较研究意义重大。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泊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择各家注解，晓名物训诂；体身玩味，推类义理三个阶段，从求诗人本意入手，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学出发的读《诗》方法，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究理”的理学目的所决定的。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对其之前的宋代诗经学广泛吸收与借鉴。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的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但已有学者意识到欧阳修等人的开创之功,朱熹的主要成就并非创新,而是融百家之精义,集宋学之大成。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21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宋代其他各家诗经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怀客观基础。     

论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

焦琳《诗蠲》是清末民国时期重要的一部《诗经》研究著作.以文学性的思想来研究《诗》学是《诗蠲》的一大特点,焦琳《诗蠲》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文本为主、以情论诗、以意逆志、以诗释《诗》上,以文学思想解读《诗经》打破了文学与经学的藩篱,使《诗》脱离了圣人之义的窠臼,重新焕发出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

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程颐《春秋》诠释方法与思想探析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借助对传统儒家经学的解释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理学,这对后来的经学解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他对于《春秋》的解释,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程颐对于《春秋》的解释,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会通三传、义理解经、以四书说解《春秋》、注重"春秋笔法"、以理学解读等,这些都为后来理学家解释《春秋》,即理学化《春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范。可以说,程颐《春秋》学在宋代经学解释学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     

论宋末金华朱子后学的极端化理学诗论

宋末金华朱子后学何基、王柏、金履祥等人以朱子理学道统传人自居,他们不仅推广朱熹理学,对诗文也发表了很多意见,表现出了鲜明的理学色彩.其主要特点就是以诗说理、以理解诗,以濂洛道统的义理诗为风雅正统,片面发展了朱熹诗学思想的一个方面.     

“郑风淫”——朱熹诗学阐释的突破

郑风作为《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在从汉到宋的经典阐释里发生了重要变化,被定为“淫诗”备受贬斥。然而追究“郑风淫”一说成立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承载着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汉代诗教的反动,“郑风”作为突破口被赋予特殊意味,并由此展开了不同于汉儒的经典阐释路径。     

《诗集传》对《诗经》篇章结构的探讨

朱熹的《诗集传》对郑笺《毛诗.小雅》的有关篇什划分作了调整,对《毛诗》14篇诗的章句划分作了改变,体现了宋人的疑古精神,所作调整也较为合理。     

比较江左三大家及其以后诗的发展

清的诗派别五花八门,有世人所称的“江左三大家”;有主张“神韵说”的王士祯;有与王士祯齐名的朱彝尊;主张做诗注重“性灵“的袁牧;渊源两宋,却独树一帜的龚自珍……,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形式已不能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诗界的革命便是自然的趋势。     

儒家《诗》教传统与汉代诗歌讽谏论

孔子强调诗歌讽谏功能的诗教、诗学观,对汉代产生了重要影响。《毛诗》大小序、三家《诗》、司马迁、班固、王逸、郑玄等皆继承了讽谏论诗的传统。汉儒不仅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诗歌的讽谏功能,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以《诗经》当谏书;在创作上,仿照《诗经》作者“大谏”的传统,在诗歌中寄寓讽谏之义。重视诗歌的讽谏功能,是汉代诗学的重要特点。     

《诗集传》义理解诗之得失

朱熹《诗集传》乃集诗经宋学之大成,其书博采众家,且多用文学观点释诗论诗,然朱子为理学集大成者,其解诗仍以义理为核心。笔者认为其义理解诗有得亦有失,呈现出复杂性。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论朱熹经学与文章之学的关系

理学宗师朱熹之经学与其文章之学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他在奏疏的写作中时常引用《尚书》经文,除了利用《尚书》的劝谕功能影响帝王,还通过对经文的阐释,引导帝王接受自己的理学体系。与北宋儒者不同,朱熹十分注重阅读经书的主观感受与趣味,并在文章中传达、显现这种趣味。在记、序这两种文体的创作中,朱熹或阐发经义以提升立意,或反思学习经书的方式,或重绘经典传承的学术谱系,使其文章具备了深刻的学术内涵。     

《诗经》祭祖诗的礼学内涵

近年来,以周代礼乐文化为背景对《诗经》进行研究,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诗经》的美,是浸润着礼乐文化精神的理想美。《诗经》祭祖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却往往被人忽视。事实上,《诗经》祭祖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及丰富的礼学内涵。本文拟在考察《诗经》祭祖诗的基础上,试对其礼学内涵进行阐释。     

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现代阐释学视野中的《毛诗序》

宋代以降,关于<毛诗序>的存废之争不断.但<诗经>研究界在批评<毛诗序>遮蔽了<诗经>"本义"的同时,又以<诗经>"本义"遮障了重新发现<毛诗序>诗学价值的目光.从现代阐释学和寓言诗学的视域看来,<毛诗序>已经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关于<诗经*国风>的寓言诗学,并具备有效的寓言化阐释策略.但是<毛诗序>的寓言诗学仍然带有明显的形式上的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