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罪己诏略析

罪己诏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两汉时期的罪己诏又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从汉代君主罪己思想来源、汉代罪己诏与政治生活、汉代罪己诏的意义等三个方面对汉代的罪己诏作一略析。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人世精神

宋朝重用士的国策和内忧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世精神，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忠于国家社稷、事君不以私的忠之观念，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以及关心民生、为民请命的民本思想，已突破了历史上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君主、捍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     

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从罪己诏出发，探讨秘书性人员的职业素养

罪己诏是封建时代皇帝发布的命令、诏书里的一种特殊文种,一般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危机时,皇帝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而发布的一种口谕或文书。众所周知的是,皇帝发布任何诏令,都会有亲信大臣或内侍大臣替他拟制,而像罪己诏这种皇帝骂自己的文章,其中的分寸把握对执笔者更是一种考验：说过了,等于是骂皇帝;说轻了,意义不大,百姓也不满意。本文拟从几份古代罪己诏的文本出发,探讨古代秘书性人员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从而给我们今天的秘书人员代拟讲话稿、代发公文等做一个参考和借鉴。     

论明代士大夫对异端态度之嬗变

“异端”一词从朱熹后已专有所指,指异于圣人之道,并对圣人之道构成威胁的学派或学说,佛老是明代公认的异端。明代士大夫对异端的态度经历了前期对异端充满轻视和不屑、中期极力渲染异端之消极影响、晚明拥护与拒斥异端者泾渭分明的三个阶段。中期以后士大夫辟异端,实是推卸责任的一种托词,将国家治理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通过异端这一纽带全部推到皇帝身上;而晚明大部分知识精英投入异端阵营,使正统思想影响有限,国家无法管控社会舆论,明朝最终走向灭亡不可避免。     

明代首辅王锡爵与“三王并封”

"国本之争"是万历皇帝在位时期君臣争论的重要问题。万历二十一年,时任首辅的王锡爵顺从了万历皇帝提出的"三王并封",使朝中众多大臣质疑其谀君。而明朝当时正值大举出兵救援朝鲜之时,王锡爵顺从"三王并封"之提议有益于缓和君臣矛盾,为得到万历皇帝信任、赢得援朝战争并继续劝立太子打下基础,是因时之策。     

程伊川论经筵箚子义疏

程伊川深切认识到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症结:皇帝缺乏与士大夫沟通、协商之意愿和能力.故在担任经筵官之前上论经筵三道箚子,构想了一全新的经筵制,旨在让经筵官全程管理皇帝之生活,并通过特定的礼仪和特殊的制度安排,塑造皇帝成为士君子,具有共治之意愿和能力,从而弥合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隔阂.     

在盗贼与皇帝之间: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君主的评价

明末清初,明亡和满族权贵入主中原,对整个汉族统治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冲击甚大。士大夫就明亡原因进行了探析,重点关注了君主问题。以圃亭、梨洲、亭林为首的士大夫认为君主是导致社会动乱和明亡的罪魁祸首,君主被认为是盗贼;而以王夫之为首的士大夫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或不成体统,是由于君主专制崩溃所致,由此,君主被认为是神人之主。     

明代的遗诏

遗诏是帝制时代以大行皇帝名义向天下臣民发布的政治遗嘱,于随后国家政治及公共生活关系重大。明代遗诏为皇位交替之际最重要的正式文献,即使在已经立有储君的情况下,仍然是嗣君即位合法性的必要基础;由于遗诏由文臣起草,士大夫有可能借草拟遗诏之机,渗透自己政策更革主张,故遗诏颁行,通常带来一定政策调整,这反映出遗诏作为士大夫群体纠正皇帝弊政的潜在途径的意义;官私史书中常混淆遗言与遗诏,论者当加辨析;明代太后所发遗诏中,仅仁宗皇后张氏遗诏具有国政安排涵义,可资查见明代后妃预政现象之变迁;明代矫拟遗诏的说法甚多,然大致都难视为确然事实;明成祖遗诏仅传两句之事,可能掩盖重要史事。     

沾了儿子光的皇帝

俗话说:母以子贵。在皇室中,儿子当上了皇帝,母亲便会贵为太后。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父以子贵,因为儿子的原因,父亲才得以当上皇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君主选择嗣君,主要依据嫡长子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是君主时代君位承袭的最基本原则与标准。除了嫡长子继承制外,古代君主因个人喜好而打破前面的继承原则,主观决定继承人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而在古代,有一群被称为皇孙或王孙的人,往往也会左右关乎国家前途命     

论《桃花扇》是忠清之作——兼评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

《桃花扇》中的几个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定的,表明孔尚任既有对历史的沉思,又有对现实的关怀。清初官方断明亡于崇祯朝,是亡于闯贼、亡于权奸、亡于门户,承认明朝及崇祯的正统地位,并祭祀明陵、礼葬崇祯、褒奖殉难诸臣,不承认弘光朝,而《桃花扇》的观点与官方一致,所以剧中祭崇祯及殉难诸臣并不意味着反清。"入道"即避乱,是暂时的,最后的结局是老赞礼下山颂圣。因此,应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忠清之作。     

明章之治浅论

东汉明章时期是东汉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明、章二帝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统治的措施,使东汉继光武中兴之后,又出现“大治”景象,把东汉的统治推向了发展的高峰,同时明章时期的一些作法,对整个东汉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与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等六个方面。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从而促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朱元璋惩贪倡廉浅析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皇帝都不同程度地用法律开口来规范各级官吏，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而明太祖朱元璋更为突出，他旗帜鲜明，手段独到，收效显，为人称产一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及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严加考察以及相应的人身保护等。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致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玄帝信仰与明代《大岳太和山志》

明代,成祖以后的历朝皇帝都把武当山作为“皇室家庙”,把玄天上帝奉为“护国家神”．明代《大岳太和山志》对明皇室的玄天上帝信仰做了大量记述．明朝二百余年闻,武当山编修了四部志书,不仅翔实地描述了明代武当山的盛况,而且忠实地记录了明皇室奉祀玄天上帝的史实．因此,通过对明代《大岳太和山志》的解读,既有助于揭示明皇室与武当道教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代道教发展状况和社会政治现实的认识．     

明代皇帝及储君教育的缺失

明代皇室教育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皇帝和储君教育缺乏制度性约束,教育时间得不到保障,使其实践能力大大削弱;明代讲官作为"帝王之师",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责,枯燥的内容、脱离时政的说教和急于求成的做法,引起皇帝的反感,使其对学业缺乏兴趣;宦官和后宫等皇帝亲近人员未能发挥良性引导、督促作用。因而,明代多数皇帝文化素养、政治素质低下,执政和治理能力处于较低水平,且言行举止常背离皇帝的身份角色,对明王朝的命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试论光武帝吊臣

在"君吊臣"历史上,光武帝可谓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封建帝王。他在臣子死后,不仅有赐棺具或冢地之举,而且对一些国家重臣还亲临其丧以表哀悼。他不仅在吊臣数量上超过以往封建帝王,还开创帝王亲自为臣子送葬的先例,其所吊臣子以文臣为主,往往赐棺椁或亲吊,较少赏赐钱帛,这与西汉诸帝有很大不同。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与光武帝开国帝王身份有关,与他个人儒者气质有关,也与当时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则是其终极原因。     

明代晋北边关护木研究

在明代,晋北边关一带属于九边重镇地区之一,由于社会对木材和土地的需求量增大,这一带的森林是不断减少的。森林一但被毁,北部游牧骑兵容易入关。为此,边关将帅、地方官员,上奏皇上,请求下旨,保护边关森林。为了加强森林的防御功能,在明中后期,朝廷令边关军民建设人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