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阈值对技术创新的非对称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驱动金融包容性增长的新金融形式，无论在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的规模层面，还是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功能层面，均能更精准化支持技术创新。本文首先基于A&H模型与内生增长模型，嵌入金融超发展非线性影响关系，并借助数值模拟方法，揭示数字普惠金融规模和效率层面的不同阈值对技术创新的非对称传导机制和影响特征。其次沿着功能视角，深入我国2011~2018年地级市数据，运用门限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阈值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存在非对称影响，在不同阈值范围内对技术创新影响程度不同；（2）数字普惠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等规模层面对技术创新表现为明显的超过合理阈值后的递减影响特征，在数字化程度等功能层面表现为持续的正向促进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规模过度扩张表现出不同阈值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金融效率可以保持正向促进影响；对于中西部地区，二者均表现出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功能层面改善是突破规模瓶颈的重要手段。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经济发展,并且可以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存在自身门槛效应,并在突破门槛值时推动作用显著增强。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得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销平衡区和共同富裕度第三、四梯队区域的效果更强。因此,我国应持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化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路径研究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兴起.利用2012-2018年中国创业板公司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在替换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政府补助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利用政府补助促进企业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R&D投入与企业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改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其对稳固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对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完善,越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从两个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直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资金,通过增加研发投入间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制度环境好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企业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可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等机构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2011～2018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创业活跃度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对渠道效应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创业活跃度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使用深度、数字化支持两个维度影响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绩效的驱动效应——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今和未来的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对企业经济增长和我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并对不同规模、地区和行业的企业进行了异质化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小规模企业、高技术企业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的更为显著。该研究可以帮助企业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机遇,改善企业经营发展状况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帮助。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空间效应与机制

【目的】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重要路径，本文旨在展开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方法】从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切入，运用中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及农业碳排放强度数据，基于核密度估计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碳排放强度的演化特征，利用动态杜宾模型以及中介效应等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研究表明：(1)农业碳排放强度水平在持续下降，空间异质性较强，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而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叠加形态存在一定的错位发展特征。(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基于内生性检验、剔除样本及政策效应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抑制农业碳排放强度。(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及农业创业活跃度影响农业碳排放水平。而城镇化水平及市场化水平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减碳的效应。【结论】建议进一步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低碳农业发展的组织模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激发农业创新创业活力，以此助推低碳农业发展。     

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

文章以我国8个民族地区2011年—2020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各个维度的指数为基础，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各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表现不明显，其维度下的3个指标中保险指数与支付指数促进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信贷指数表现并不明显，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信用机制以及资源配置没有得到有效供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金融错配缓解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将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地级市城市特征数据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基于金融错配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且此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金融错配程度,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金融错配在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子维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也均起到中介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来推动企业创新的效应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对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普惠金融创新能否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表现出明显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即中小企业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相较于国有中小企业,普惠金融创新对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立足普惠金融创新这一全新视角,为更好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OFDI

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结合有助于中国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中国OFDI的效应,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探究数字金融对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的规模扩大;从机制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中国OFDI,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在数字金融促进OFDI增长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分区域来看,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更好地实现外循环具有一定的启示,并为数字金融与各行业的深化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运用SBM-GML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发展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深度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发展程度也存在地区间差异,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创新驱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双循环互动效应实证研究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了内外两个经济循环之间的互动效应以及创新驱动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双循环的影响力及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效应;创新驱动能力的提高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显著促进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影响机制研究中,创新驱动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经济双循环既存在直接效应,又存在完全与部分两种中介效应。创新驱动能力需要数字普惠金融的配套跟进,才能将驱动力转化为内循环发展结果,而数字普惠金融则以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促进了外循环发展。     

数字金融、金融摩擦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金融摩擦导致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突出的金融机制障碍,数字金融的技术优势为有效缓解金融摩擦提供了基础。本文基于修正的BGG模型论证了数字金融发展、金融摩擦和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关系,并利用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的民营企业数据,检验数字金融作用于不同类型金融摩擦影响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具有减缓金融摩擦促进民营企业技术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其中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的作用尤为显著;(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资本错配类和融资成本约束类金融摩擦,但对于融资可得性类金融摩擦不具有缓解作用;(3)数字金融可以靶向校正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融资中的“领域错配”“阶段错配”和“地区错配”,并对经济不发达地区、规模较小和治理制度完善的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数字金融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机理,为有效化解金融摩擦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外部体现,同时也是抵御外部竞争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关键所在。基于2011—2015年工企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及其3个子维度)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向进一步落实兼顾创新与绿色双重发展理念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禀赋效应、赋能效应、治理效应和社会效应4个方面,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传导机制,同时从城市区域、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角度分析其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280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其主要通过制造业要素密集转型升级和制造业污染密集转型升级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的城市,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此建议政府加大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保险、法律等配套制度保障力度,同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应用场景,并且“因城施策”,推动区域制造业产业实现绿色转型。     

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构建数字金融通过劳动力池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劳动力错配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将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011-2016年中国279个地级市数据相匹配,采用加入工具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改善劳动力错配,并且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这三个子指标也都显著改善劳动力错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城市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强、在中西部地区改善效果更为显著,这也证实了数字金融的普惠功能。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富裕5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评估省级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首先利用莫兰指数从全局和局域两个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其次,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分维度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存在空间异质性;(2)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地乡村振兴发展存在正向直接效应;(3)受“虹吸”效应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周边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效应。基于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制机制、加强数字普惠金融辐射、分维度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等建议,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能力 ——基于数字经济行业研究

坚持以创新为先导,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力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是我国在后疫情时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数字产业的基础行业即数字产业化部分,构建数字经济行业企业研发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在考虑稳健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经济行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4）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更能显著的起到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构建我国省际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创业活跃度能够调节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