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6—2020年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减少企业融资费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提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东部地区和“专精特新”企业中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与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文章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作用渠道及其企业异质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科技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产品市场竞争效应以及非融资渠道效应等作用渠道;与低研发投入企业相比,科技金融发展对于高研发投入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且在传递渠道上,两类企业也存在明显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金融错配缓解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将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地级市城市特征数据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基于金融错配视角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且此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金融错配程度,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且金融错配在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子维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也均起到中介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来推动企业创新的效应更为显著。总体而言,本文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对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普惠金融创新能否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

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中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普惠金融创新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表现出明显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即中小企业面临显著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显著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相较于国有中小企业,普惠金融创新对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立足普惠金融创新这一全新视角,为更好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能力 ——基于数字经济行业研究

坚持以创新为先导,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力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是我国在后疫情时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数字产业的基础行业即数字产业化部分,构建数字经济行业企业研发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 (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在考虑稳健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经济行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4）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更能显著的起到正向作用。     

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分析了信息披露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与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均为显著负相关;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研发投入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这分别反映了信息披露的融资作用和监管作用。     

融资约束背景下的企业研发投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基于40万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模型分析

以往研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的不同结论。其原因之一在于未考虑融资约束等情境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了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基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的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的存在;（2）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3）检验了融资约束存在的调节效应,内部融资约束与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不同。上述结果可以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促进形成新产品研究提供理论与政策指引。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技术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1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经济发展,并且可以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经济发展存在自身门槛效应,并在突破门槛值时推动作用显著增强。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得知,数字普惠金融对产销平衡区和共同富裕度第三、四梯队区域的效果更强。因此,我国应持续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化发展。     

融资约束背景下的企业研发投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模型分析

以往研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的不同结论,原因之一在于未考虑融资约束等情境因素的影响。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基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的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结果表明:(1)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的存在;(2)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3)检验了融资约束存在的调节效应,内部融资约束与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不同。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促进形成新产品研究提供理论与政策指引。     

融资约束、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经验证据

基于A股上市的制造企业2009—2013年的微观数据,首先,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了我国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其次,构建了融资约束指数,并分别检验了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最后,探讨了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研发投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金缺乏所导致的。研发投入与企业当期经营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存在滞后性。研发投入却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了研发绩效。融资约束在研发投入的经营绩效影响方面相当于一个"扩大增幅器",而对研发的长期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R&D投入与企业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改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其对稳固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对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完善,越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从两个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直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资金,通过增加研发投入间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制度环境好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企业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可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融资约束纾解与创新促进的中介传递

基于文献梳理及理论演绎,提出相应假说,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发展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应及其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全域促进效应,但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该效应差异明显,高科技企业、非国企和东部地区企业相对显著。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有效纾解融资约束、实现财务稳定、降低杠杆水平、提高研发投入等,进而传递驱动企业行为选择并实现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结论蕴含了实施差异化政策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促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价值。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外部体现,同时也是抵御外部竞争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关键所在。基于2011—2015年工企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及其3个子维度)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构建我国省际共同富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创业活跃度能够调节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间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     

创新驱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双循环互动效应实证研究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了内外两个经济循环之间的互动效应以及创新驱动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双循环的影响力及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效应;创新驱动能力的提高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显著促进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影响机制研究中,创新驱动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经济双循环既存在直接效应,又存在完全与部分两种中介效应。创新驱动能力需要数字普惠金融的配套跟进,才能将驱动力转化为内循环发展结果,而数字普惠金融则以直接与间接两种方式促进了外循环发展。     

融资约束一定制约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吗?

本研究以2008-2013年主并企业为A股上市公司的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法,证实了企业的后续研发投入对技术并购后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进而,论文研究了并购支付方式、主并企业融资约束与并购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融资约束的主并企业在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力度反而更大,原因是高融资约束使它们在并购中更倾向于选择非现金支付,从而减少现金流量的外流,提高并购后加强研发投入的可能性。同时,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削弱主并企业融资约束对并购现金支付的负向影响以及并购现金支付对研发投入的限制作用。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中国OFDI

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驱动力,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结合有助于中国海外投资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中国OFDI的效应,并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探究数字金融对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的规模扩大;从机制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中国OFDI,同时,政府财政支持在数字金融促进OFDI增长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分区域来看,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更好地实现外循环具有一定的启示,并为数字金融与各行业的深化融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现金持有能够平滑企业的研发投入吗?——基于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研发平滑的视角,结合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实证研究了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持有现金具有平滑研发投入的作用,融资约束越严重的公司,现金持有的研发平滑效果更明显;与政府控制企业相比,现金平滑研发的效果在民营企业更显著。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现金持有平滑研发投入效应弱化的同时,其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中的差异也降低。本文的研究从研发平滑作用的视角为现金持有战略效应实现的形成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微观层面的证据。     

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