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九一八”事变

关于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外交,国际史学界大都把英德关系做为研究重点,而对英日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忽视,直到七十年代才加强起来。但英国的绥靖外交实际上是从东方对日本开始的,而非从西方对德国开始的。对日绥靖是整个绥靖外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认真分析英国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对于认清绥靖外交的推行过程及其反动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英国、国联与“九一八”事变     

二战后英国三环外交出笼之原因

1948年丘吉尔提出了三环外交,这标志着英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三环外交的出笼,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从历史的方面看,三环外交是英国放弃光荣孤立之后的必然选择。从现实方面看,三环外交是英国实力变化的无奈选择。英国想通过三环外交,成为世界上的第三种力量,继续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谋求其全球利益。     

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

维护国家利益和追求经济利益是近代英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根本出发点,“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英国外交奉行的至理名言。对于欧洲大陆．近代英国一直实行均势政策。     

英国均势外交政策探析

均势外交是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它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对外政策的确立取决于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等因素,均势政策在历史上对维护英国利益、保持欧洲平衡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济南惨案”后英国对日政策探析

1928年日本出兵阻挠北伐以致酿成济南惨案，之后又发表要坚决介入“满洲”的声明，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疑虑。但是，通过对英国外交档案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英国此时采取的政策却保守而圆滑，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对济案中的日本抱同情态度，对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性举动既谴责又袒护，对日本提出的在华“合作”提议反应积极。英国认为这些政策是它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的必需。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的政策影响、限制了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适应了日本的外交需求，使得日本没有受到真正的制约，进而继续挑战华会体系。     

历史上的英日同盟——英国"先欧后亚"外交战略的转变

英国长期以来坚持奉行“光荣孤立”政策,推行“均势外交”,以欧洲为外交重点,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积极缔结同盟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局势之时,却游离于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之外,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宗旨,实施远交近攻战略,与亚洲崛起的日本谈判签订了《英日同盟协定》。这种“先亚后欧”的外交战略抉择,是英国长期以来奉行“光荣孤立政策”外交的重大调整转变,也是英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实力的具体体现和均衡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阿古柏政权败亡时期英国的调停活动

阿古柏政权败亡时期，英国为了维护在南疆的既得侵略权益，同清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调停活动。阿古柏叛乱最终被平定，英国的调停活动失败。     

战后英欧关系研究的新进展——《疏离与合作》评介

英国与西欧的关系是丘吉尔“三环外交”中的重要环节。在战后较长的时期里．“三环外交”成为英国外交主调。这一外交方针是英国基于战后世界体制的现状而确立起来的。英国借助英帝国和英联邦、英美特殊关系与欧洲三者,确立英国在国际关系中适当、正确的地位。三环外交中,欧洲居于末位,然而．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欧洲的发展,国际一体化的加强等各方面原因．英国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改变其对欧洲的方针政策．当代国际社会关系中．英国与西欧的关系也变得颇为引人注目．     

1821—1850年英国对中美洲的政策

本文主要分析了英国在1820年到1850年期间对中美洲的政策。在这三十年间,英国对中美洲的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846年为限:之前,英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向该地区扩大本国的影响;之后,由于美国想控制中美洲,英国对中美洲的政策更多地转变成用外交手段来维持自己在中美洲既得的利益。     

论英国承认新中国的原因

本文运用解密的英国政府档案,指出英国工党政府承认新中国是基于中共在大陆建立起了稳定的统治这一事实,从保持英在华经济利益、维护其在香港的统治地位以及疏远中苏关系等目的出发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反映了战后英国外交不盲目追隧美国的一面。     

英国“光辉孤立”政策的文化渊源浅析

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外交政策被描述为"光辉孤立",这是英国在强国林立的欧洲保持自身政策灵活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就政治因素来看,"光辉孤立"是均势外交的一种表现,但深究其文化渊源,"光辉孤立"是英国政治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和功利主义、外交丈化中的制衡观念以及不列颠民族特性和岛国文化的综合结果.     

论二战时期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

法国政府投降后 ,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伦敦成立“民族委员会”,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英国为战时和战后的自身安全着想 ,实行既支持戴高乐抗击法西斯侵略 ,又限制戴高乐行动的政策 ,其目的就是使英国能够在欧洲大陆推行传统的“均势外交”政策。我们揭开这一政策的神秘面纱 ,可以从中窥见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的实质 ,就是随时维护大英帝国利益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英国外交政策中的反苏方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政策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史学界对三十年代英国的绥靖外交较为重视,而对二十年代英国外交的研究则相对不足。二十年代特别是中期,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稳定,但这种稳定却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斗争。在欧洲各大国的角逐中,英国外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应当怎样认识英国的欧洲外交政策呢?     

浅析战后日本的非洲外交

日本对非外交主要始于战后,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日本在对非洲外交中的目标追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尤其进入80年代后,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志向,对非洲外交也由追求经济利益转向经济、政治并重,并在90年代对非外交全面政治化。试从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角度来阐述日本对非洲外交的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因及其局限与未来发展趋向。     

浅析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对国家利益的塑造

冷战后，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展开政治色彩浓厚的经济外交，以谋求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日本所持的外交理念和国际社会现实的差异，导致其经济外交对国家利益的塑造大打折扣。文章试图通过对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疏理，指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加以初步分析。     

论二战时期英国对戴高乐政策的演变

法国贝当政府败降后,戴高乐将军在英国伦敦成立“民族委员会”,领导自由法国运动,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英国为战时和战后的自身安全作想,实行既支持戴高乐抗击法西斯侵略,又限制戴高乐行动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使英国能够在欧洲大陆推行传统的“均势外交”政策。我们揭开这一政策的神秘面纱,可以从中窥见英国时戴高乐政策的变化的实质就是随时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     

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最新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卢沟桥事变后英国的对日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转变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被迫的援华抗日政策。英国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不愿为了中国而与日本开战;英国官方不愿公开援助中国抗战,但允许通过民间方式援助中国;英国希望“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但英国对日退让的底线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英国的这种对日政策虽然仍然是一种妥协,而且还没有完全摆脱绥靖政策的阴影,但已经有了实质上的改变：英国并没有出卖中国来与日本妥协,实现其维护在远东利益的计划。这也就说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不存在英美等国勾结共同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浅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英国从十六世纪开始进行殖民活动,到十八世纪成为势力遍及各大洲的殖民大帝国,傲视群雄,高居榜首。可是,随着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兴起与不断发展,其利益受到多方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虽为战胜国,但已经元气大伤,经济、金融、外贸等方面都困难重重。它和自治领地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雪上加霜。这一切使其实力和势力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并逐渐开始了由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的历程。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开始围绕自身利益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的与殖民地关系;与自治领关系;对外金融政策;帝国内经济关系;对欧洲大陆主要矛盾的认识;对德绥靖政策;与苏俄(1922年改为苏联)关系等七个方面的变化。     

论英国近代均势外交政策及其文化渊源

近代英国对欧洲政策的主要倾向是维持均势,这种均势外交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如保守的岛国心态、深入骨髓的帝国情结、以及独特的民族心理.因此,考察英国近代均势外交政策形成及发展的文化渊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今英国外交的进程与前景.     

华盛顿会议期间英国对华政策的新走向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在不妨碍其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支持中国收回部分权利，如促使中日解决山东问题，在租借地等问题上的让步，表明英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即通过《四国条约》替代英日同盟，利用美国制衡日本，来维护自己在华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