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辨证

“巴蜀文化”应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巴蜀文化”,即中国西南地区以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的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其时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前后延续上千年。从考古学上确认巴蜀诸族群的文化、并形成巴蜀文化区,是建国以来两周考古的一大收获。“广义的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接触、交流与融会的过程。巴文化与蜀文化同根同源,同质同体,两者相互最高的文化认同,是巴蜀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巴与蜀的互补结构及其差异性发展,是巴蜀文化共同发展的动力;巴与蜀的特色整合,是川渝文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由分立发展到合一发展、互补互融的长过程。巴文化与蜀文化同根同源、同质同体,两者相互最高的文化认同是巴蜀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巴与蜀的互补结构及其差异性发展是巴蜀文化共同发展的动力;巴与蜀的特色整合是川渝文化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     

古蜀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拟合

近年来，古蜀文化遗址考古发现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将近年古蜀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与古蜀传说史迹相拟合，使古蜀社会发展面貌更为清晰，相信对建立新的巴蜀古史有所裨益。     

古蜀文化与古彝文化都是炎黄文脉上的重要分支

本文提出并考论了四个方面：（J）“炎黄子孙”、“与子同袍”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基本事实;（2）汉藏语系中各语族语支在语言文化背景上存在的亲缘关系;（3）“三星堆”与“金沙”两处文化遗存所标志的古蜀文化有着深远的古羌人渊源;（4）古彝文化与古蜀文化存在着许多联系和共同元素。     

“禹兴于西羌”补证——从考古新发现看夏蜀关系

从“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宝墩文化”等重多考古发现及其对所出土的大量珍贵文化物所进行的深入考证可知:二里头文化就是古蜀文化,古羌民族所创立的夏文化与古蜀文化之间不仅有着许多相通之处,而且有其同祖关系,这可作为“禹兴于西羌”的有力佐证。     

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

秦蜀之间的早期交往见诸史籍。战国中期,秦人兼并蜀地,首次以武力进行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蜀文化逐渐与秦文化融合,以致秦汉之际出现了“巴、蜀亦关中地也”的说法。通过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到秦文化和蜀文化的若干特质,各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在战国秦汉时代趋于一统的历史走势也由此得到体现。     

论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以郑德坤、卫聚贤为重点

在抗战内迁和学术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20世纪30-40年代巴蜀文化迎来了研究热潮,其总体目标是重建科学可信的古代巴蜀文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民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中的新发现,学界已形成或以巴蜀古史史料的辨伪与重建、或以秦汉以降巴蜀史料证说巴蜀古史、或以考古新发现材料去重建古代巴蜀文化的多元研究新理路。在此基础之上,郑德坤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流网络”为线索,从广域的世界史视野出发,将域内外古文化和本土有限的历史记载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巴蜀文化的演进脉络;卫聚贤则以“古蜀人文化之异”为视角,将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中有特色的古器物与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材料密切结合,并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对比研究,从而较为全面地构建起古代巴蜀文化诸内涵体系。经过郑、卫二氏的共同努力,确立了古代巴蜀文化研究的全新历史脉络与内涵,最终促成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学转型。     

"斑彩文章"与"精敏""鬼黠" --从司马相如、扬雄散体赋看蜀人的文化个性

司马相如、扬雄的大赋作品不仅展现了汉帝国宏伟的气势和繁荣昌盛的面貌，开启了一代恢宏富丽的美学范式，同时也折射出古巴蜀人那“精敏、鬼黠”的文化性格，是巴蜀人人格的喻示和巴蜀悠久文化的载体。本文认为其散体赋那“架虚行危”的奇特想象、光彩夺目的图案美充分表现了蜀人葱笼的想象力，其作品中大量的生僻字词和同偏旁字词的运字特征恰恰又是蜀人对远古文明的崇拜与善于创造的个性展示，其作品兼容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实际则又是蜀人封闭中有开放的文化个性的表征。     

近年来先秦巴蜀文化研究一瞥

巴蜀文化是以先秦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中心构成的文化圈,这一点与齐鲁文化和吴越文化有相似之处,但从文化本身的整合程度上看,巴蜀文化又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我们仅据所见,就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作些挂一漏万的粗浅介绍.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巴蜀文化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巴蜀文化的总述;二是对巴文化的专门探讨;三是对蜀文化的专门探讨.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浙东士子的“碧血情怀”——鲁迅与巴蜀传统文化之关系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支,并以其显著的内涵和特点闻名于世。鲁迅对巴蜀传统文化给予过强烈的关注,对史籍《蜀碧》、蜀籍文史专家的推崇,对巴蜀文学的历代辉煌的由衷感叹,与历代蜀人的心灵共鸣,对巴山蜀水的喜爱,对巴蜀人文情怀的赞叹,影响着鲁迅思想的形成和生活、创作的方方面面,同时鲁迅对巴蜀传统文化的评述和解构也为现代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闪烁着古蜀文明光泽的成都街名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老街,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年轮和根脉。许多街巷的形成和名称,记载着我们古蜀文化、文明的遗迹,闪烁着古蜀文明的光泽。     

夜郎族群的对外联系

先秦两汉时期,夜郎族群对外联系较为频繁。通过商贸交易,夜郎与南越结成联盟;通过经济文化的长期交流,夜郎受到了滇文化的较深影响;通过古“夷道”,夜郎与巴、楚及内地有了往来;通过古“栈道”,在与巴蜀交往中,中原文化传播到了夜郎区域。秦及汉初,巴蜀与夜郎的交流并未中断。夜郎纳入郡县制之后,通过南夷道,中原文化在夜郎区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可爱的家乡

历史远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渐从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迁徙到成都平原,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垦殖,创造了灿烂的“蜀文化”。距今三四千年前,即夏代纪年的早期阶段,在成都平原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它是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西周末期,蜀王开明九世从郫县迁徙成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名由此而来。     

公元三至九世纪四川手工业的发展

通过考古发掘,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四川地区三至九世纪社会生产情况的认识,本文拟就现有考古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四川地区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情况谈谈个人的管见。 一、璀璨的蜀锦 蜀锦,是我国著名的传统丝织手工业品。它织造精致,质地坚韧、厚重,图案丰富,色调鲜艳,对比性强,彩条与锦群浑然一体,既富于民族特色,又别具地方风格。蜀锦的发展,与四川地区发达的蚕桑种植和丝织生产息息相关。 我国是世界上发展养蚕、缫丝、织绸的最早国家,四川又是我国发展蚕桑和丝织生产最早的地区之一。四川古称“蜀”,“蜀”字,最早见于殷代的甲骨文。象虫形。《说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葵,《尔雅音义》说它就是桑;《释文》和《玉篇》也说“蜀”是“桑中虫”。总之,“蜀”与蚕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四川,可能正是因为种桑养蚕业的发达,才被人们称为“蜀”。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以张仪、司马错伐蜀,在统一巴蜀后,即于当地置锦官,统一管理织锦业。汉代四川织锦的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织锦中心在     

对茂县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构想

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是长江上游地区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最早、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它代表了5000年前整个长江上游地区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准。本文拟就建设营盘山古蜀文化遗址保护展示园区的必要性、旅游前景、设计理念、开发举措、规划构想五个方面的问题略抒管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抛砖引玉,进而推进营盘山古蜀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先秦时期昭通与巴蜀的历史联系

昭通是云南通往内地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与滇文化交流的纽带。昭通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巴蜀之间发生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并受其影响昭通成为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经济文化得到发展。此后昭通与巴蜀的联系即连续不断,为以后中原王朝对云南开发和经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语言与宗教——兼评《“创始纪“的发现》一书

文字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宗教烙印。《“创始纪”的发现》则试图从汉字结构中探寻希伯来人宗教传说的印迹,从语言上揭示古中国文化与古希伯来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一努力丰富了俗字源的内容。     

蜀文化与四川休闲旅游发展战略

蜀文化专指以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的源源流长、传承至今、独具特色、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区域文化，属于巴蜀文化的一个紧密分支，深深地根植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蜀文化讲究休闲的精神意蕴恰好契合了休闲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蜀文化为四川休闲旅游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蜀文化的独创性和务实性将促进四川休闲旅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