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王粲条疏证

《诗品》评王粲诗作＂其源出于李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似的人生遭遇;二是诗歌凄怆哀怨的风格。王粲五言诗文辞秀美,风格凄怆,这与其生活境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质羸＂之说可待商榷。钟嵘还指出与曹、刘诗歌相比,王粲之诗属于另一种创作风貌。从整体上看,钟嵘的评价基本符合诗人的创作事实。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论杨维桢序文之戏剧观

从元代大诗人杨维桢所写的相关序文之中,可以认识到他的戏剧观;作为元代文人的代表,对于杨维桢戏剧观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整个元代文人的戏剧观。杨维桢的几篇序文,反映了杨氏对于戏剧功能的理解,主张戏剧的社会功用,带有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意味,而对于戏剧本体,杨氏主张＂文采＂与＂节音＂双重统一。其戏剧观念成因复杂,这些都将有利于加强对元杂剧的认识,从而见证中国戏曲历史的演变。     

宋金元哲理诗探论

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     

杨维桢与元末西湖竹枝酬唱

杨维桢是元代以＂西湖＂为题创作《竹枝词》的第一人。由杨维桢发起的＂西湖竹枝酬唱＂,规模空前,影响深远。＂西湖竹枝酬唱＂的最终成果《西湖竹枝集》,选编了122位诗人的184首诗,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西湖竹枝词》总集。其内容主要包括对元代西湖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的描写。《西湖竹枝集》对明、清两代的各类《竹枝词》创作,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     

“李陵之祸”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遭腐刑,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人生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陵之祸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司马迁对李氏家族命运的人文关怀,揭示了圣贤通道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忠守自我、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     

元代诗坛的题画之风

元代诗坛盛行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代表着元代文人心态和生活趣味的两种倾向:隐逸与游历,是诗人们走向自然的标志;雅集与题画,则标志着诗人们对文人生活的雅趣的热衷。这里讨论元人的题画问题。题诗于画是宋以来诗人的一种艺术活动,这种活动在元代形成了风气,于是成为元代一种文学史现象。诗画相资,相得益彰,是建立在"诗画一律""本无二致"理论认识基础之上的,是诗画深度结缘后融二为一的表现。诗人以题画诗表达虚拟境界的心灵寄托。题画活动,也是文人间的一种交谊方式。甚至在元代,多人同题一画,如果其画其诗具有某种特定的主题,或形成了某种指向性话语,人文们还以此影响社会舆论。     

钟嵘《诗品》“汉都尉李陵”条疏证

李陵诗与楚辞的渊源关系主要表现在:屈原和李陵二人的身世背景和人生遭际相似,诗歌作品都注重怨情,都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李陵诗在诗歌内容、意象描写和语言表达上体现了"凄怨悲怆"的风格。钟嵘评价李陵诗的理论方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代前期对官吏犯赃的禁治

元代前期,官吏犯赃已较为普遍。随着对官吏犯赃严重性认识的逐步深化,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禁治措施,包括大量诏敕条格的颁降、纠举、考较与检核等。但由于受省台之争、台察官不＂举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官吏犯赃的禁治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元代“西北子弟”的乐府诗创作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一统国度,少数民族诗人为元代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雍古族诗人马祖常、答失蛮后裔萨都剌、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突厥诗人迺贤等。他们参与创作的事实,不仅反映的是少数民族诗人在元代乐府诗创作中的异军突起,更是构成了乐府诗史上一个闪光的亮点。而在题材内容方面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为主,形式上以歌行类乐府为主的创作格局,又形成了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乐府诗的最鲜明特色。     

李益七言绝句艺术特色浅析

李益是中唐前期著名的诗人,诸多诗体中,李益最擅长的七言绝句。本文具体分析李益七言绝句的艺术特色,从而肯定李益被称为“开元下,七绝第一”是当之无愧 的。     

论长吉体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李贺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是继屈原、李白之后又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风奇特、冷艳,多写咏仙讽鬼题材,被称为"诗鬼",形成自己独特的"长吉体"。成为我国诗坛上独树一帜的杰出诗人。本通过对李贺诗歌的分析研究,从而总结出他的诗歌自成一体的原因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     

王士祯“神韵说”意蕴的再考察

到了王渔洋时代,士人心中又逐渐横亘起尊唐与宗宋对垒的审美心理之障。王渔洋并不是象一般文学史家所定位的那样尊唐,而是在试图以自己的理论重新锁定唐宋诗人的价值。"神韵"一语从盛唐以来就一直被诗人学者所关切,宋、元、明、清各代学人均表现出对其内涵的揣测与充实。王渔洋毕其一生,一方面以其真情投入,一方面以其气势宏大,从而再造了神韵,以至于被后人称为"神韵说"。今天回过头来看他的理论有得有失,历史印迹宛然。     

《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

清代学者顾嗣立所编选的《元诗选》初、二、三、癸集,共收录元代诗人近3000家,诗作约25000首,是元代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诗歌总集。《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是多方面的。现从《元诗选》的《凡例》、元诗文献搜集、诗人小传等为切入点,对《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进行论析。《元诗选》为保存与整理有元一代诗歌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载入中华文化之史册。     

生前文章惊海内 身后垂名动万年——论唐人对杜诗的接受

杜甫的诗赋创作在他年轻时已得到文坛前辈的高度赏识。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岑参、高适都与他有亲密交往或诗歌酬唱。杜甫晚年更有“新诗海内流传遍”的美誉。杜甫身后,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韩愈、李贺、李商隐、杜荀鹤等都盛赞其诗歌,或承继其直面人生的创作品格,或学习其博大多姿的艺术风神。总之,唐人对杜诗的接受,在他生前已经彰显,在他身后更为普遍。     

张九龄在荆州及其与庄屈文化精神之关系

张九龄晚年被贬荆州,既是其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亦为其创作的转折点。虽“惟文史自娱”,有孟浩然、裴迪、李泌等与之诗酒唱和,但毕竟为放逐之臣,身历楚境,直接感受到荆楚文化氛围,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其必然。综观张九龄的作品,其中充满了一种达观、超然的精神,这与他少年聪慧,潜心学植,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九龄风度”是“并庄屈之以为心”的必然结果。     

论贬谪的逆境对诗歌天才的玉成

天才诗人的造就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贬谪,这不幸的逆境造就了一代代的天才诗人。从先秦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一系列有成就的诗人,无不是因贬谪而创作了水平卓绝的贬谪诗,从而奠定了他们在诗坛的地位。屈原因＂放逐＂而著《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象征,开拓了我国诗歌创作寄情言志的传统;号称唐代＂三大诗人＂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宋代的苏轼以及很多朝代的诗人,他们在逆境中创作的贬谪诗,堪称他们的代表作。贬谪诗写的是个人之遭遇,抒发的却是人间之真情;在艺术上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