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词风比较研究

苏轼与辛弃疾的人品与词品均属上品中的上品，他们有着良好的操行和创作声望，其词对同期和后世词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苏轼开拓了豪放词风，辛弃疾独创“稼轩体”，确立了豪放词派。苏词词风超然旷达的豪放，充分显示苏轼坦诚旷达的胸怀。辛词情感雄浑壮阔，沉郁悲壮，在豪放中更多地凸现悲壮意味。两者词风最大的差异是“旷”与“壮”，这在两人词作的选材内容、表现手法、对后世的影响上得到体现。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苏轼开创豪放派质疑——兼论苏词的特色

北宋词人苏轼对词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他并没有开创豪放词派。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集前人词作之大成,在继承“言情”词作的优秀传统基础上所进行的多方面的大胆革新。豪放词的创作只是其革新词坛的一个方面。苏轼对词的革新主要是:“以诗为词”,扩大题材,提高词品,拓展词境,使词摆脱了作为音乐附庸的地位,使词成了可以和诗歌比肩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     

"正宗"与"别体"辨析

词在初级阶段和民间阶段 ,题材广泛。晚唐五代的“花间派”,把词带进了“艳科”的窄胡同里。宋人视《花间集》为词的鼻祖 ,作词多以“花间”为宗 ,论词多以“花间”为准。北宋苏轼 ,把诗文革新运动精神带到词里 ,还之以本色。南宋辛弃疾继之把苏轼建立起来的词风推到高峰。明清人受宋词和词论的影响 ,视婉约词为“正宗”,豪放词为“别格”。笔者认为婉约词有许多质量高的佳作 ,豪放词亦不乏思想性、艺术性皆高的优秀篇章 ,婉约和豪放是词的两种不同的风格     

论苏轼的豪放词

苏轼的豪放词,在中国词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苏轼豪放词的形成,首先取决于他的独特的个性性情,其次与他的词学理念及他的词的创作主张有关系,同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必然产物。苏轼豪放词的总体风貌特征,可以用“豪放”、“旷达”概括。苏轼豪放词的文学史意义,首先是打破了“诗庄词媚”界限,“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提高了词的境界;其次突破了词的声律的束缚,真正实现了词体的大解放,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第三,对词的语言进行了革新,“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清新韶秀见长;第四是抒情言志,自我形象超逸,个性分明。     

从苏轼的词论看他的词体革新

从苏轼的词论可以看出,在创建豪放词风的同时,破“柳七郎风味”也是他词体革新的重要方面;他所崇尚和要创立的是以“豪放”为主的词风;以诗歌的标准要求词,以写诗的笔力写词,则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轼的词论,对于了解他的词体革新具有重要意义,在宋代以至中国古代词学理论发展史上也具有开创意义。     

论苏轼与"新旧党争"

苏轼是我国宋代名的学家。诗、词、皆工。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之新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仕途屡遭贬谪，其缘由皆与“新旧党争”有关。     

苏词艺术风格散论

本从“正变”、“豪放”、“婉约”等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苏词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肯定了苏词是词史上的别格，剖析了了有关“豪放派”争论形成的原因，并给出了苏轼的“婉约词”创作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试论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词风的差异性

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二人的豪放词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是,他们的词风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从苏、辛豪放词中同题材词作的对比上,可见苏轼与辛弃疾豪放词各自的特点。     

疏放旷达的苏词

苏轼词风一向以“豪放”说最为流行,本文认为只谈豪放不能尽见苏词面目,而以“疏放旷达”来论苏词,更能反映苏轼词风实质。     

论刘克庄的花卉鸟兽咏物词

刘克庄是南宋后期著名词人,目前对后村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爱国时政词,对其词风则基本定性为豪放排宕。通过对刘克庄花卉鸟兽词咏物词中"物"、"我"关系以及"我"的感情的分析,说明后村词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苏轼、李清照的词学革新与理论分歧

针对宋初香而弱的词风,苏轼在诗祸日炽、诗的言志功能受到约束的环境下,提出词“自是一家”的革新主张,力图使词摆脱音律的束缚,改变“娱宾遣兴”的功能,其根本的目的是借词来承载诗的抒情言志功能。李清照则是在徽宗朝提倡音乐复雅的环境下,有感于词坛多种风格并存,试图通过“自是一家”的革新理论,来规范词的文体特征,对传统词风进行雅化,使词获得与诗同等的地位。     

试论欧阳修的分题诗和分韵诗

对于分题诗和分韵诗来说,欧阳修的创作具有独特的意义。欧阳修一方面继承了唐代分题诗、分韵诗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又加以变革:他的分题诗和分韵诗主要使用古体诗的形式,这与唐五代以来主要使用近体诗形式有明显的区别;欧阳修在北宋掀起了分题诗创作热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开创的用"分古人诗句"代替了唐五代以至宋初简单"分字"的分韵诗创作方式,更极大地推动了分韵诗在后世的发展和繁荣。     

赵孟頫诗歌的地位和影响

赵孟頫的诗歌反映了他个人独特的才情与个性、情感,同时他又扬弃了宋诗的长于深沉与理性思索的经验,兼宗唐宋与汉魏诗歌传统,为承袭金末南宋的元初诗坛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赵孟頫的诗歌对元初诗坛典雅平和、婉约雍容诗歌风格的形成,以及对＂元初四大家＂诗歌风格有着直接的作用与影响,在元初诗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婉美词风占主流地位成因探析

宋代婉美词风在词坛上占主流地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花间、南唐的艺术传统,两宋以享受和娱乐为中心的社会化心理,南方学的地域色彩,“独重女音”的歌坛风气,诗词分途的体观念,追求“狭深”的传达方式等。此外,还同婉美词风本身的独特魅力,以及作为创造主体的一代才人密切相关。     

论刘辰翁的春词

南宋末期词人刘辰翁,其词集中春词数量众多、思想深刻,在宋末文坛具有独特性。其春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题材上,多方面地吟咏春天,深于托寓;第二,风格多样,但整体风格沉郁悲慨;第三个特点就是其送春词在其春词中为数最多。刘辰翁的春词是辛弃疾咏春词在新的特定年代的继续和演变,但融入了自身对南宋末年的时代体验．使其春词有了更深刻的内容。     

补《全宋诗》81首——新补《全宋诗》之一

宋人调笑转踏词，含7个构成部分，其中“口号”、“诗”、“放队”(遣队)等，多为作者创作的诗歌，它们有的被《全宋诗》收录，有的未被收录。本文从《乐府雅词》、《永乐大典》以及宋人别集等文献中辑得晁补之、毛滂等人诗作共81首，作为对《全宋诗》的补遗。     

国家不幸诗家幸——论文天祥对杜诗的接受

在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文天祥以独特的方式接受学习杜诗。一是学习杜诗的沉郁顿挫风格；二是模仿杜诗的“以诗记史”精神；三是集杜诗；最后，他还化用杜诗。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的关头，杜甫的忠义爱国精神进入文天祥的精神视野，成为他的学习榜样。南宋的灭亡，成就了文天祥在诗史上的贡献。     

莫友芝和陶诗浅论

莫友芝作为晚清宋诗派代表诗人,其诗歌取法不一,除中唐、宋诸大家外,还有陶渊明。莫友芝赏识陶渊明的性情、怀抱、才识,写作和陶诗是学陶表现之一。其和陶诗形式多样,充分体现了他学陶而不为陶所拘囿,更多的是注重自我情怀的抒发。     

晏殊词的抒情视阈及审美意趣

晏殊是一位融丰富情感于冷静理智的词人,他的词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悟与精细描述,表现了乐极生悲的人生哲学;宣泄情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了儒家学说的中和之美;写男女艳情、离愁别绪,思深而不滞,意高而不俗,达到了情中有思、物中有我的境界;写饮宴祝颂,能透过富贵安逸的生活表象揭示深藏于内心的隐秘和苦痛.词风清新闲雅,意境澄明圆静,在宋初词苑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