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议礼思想述论——对张璁在大礼议中“迎合”世宗之说的批判

大礼议是明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要对明代中后期改革历史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须重新认识大礼议事件。而重新审视大礼议的关键在于剔除张璁“迎合”世宗的传统偏见。从张璁依据具有法律效力的武宗遗诏、依时据实和顺应人情等三个方面反映出的议礼思想来看,张璁对杨廷和违背武宗遗诏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主张的坚决抵制是合法、合理、顺情之举,而非“迎合”、“揣摩”世宗之私心的“小人”行为;在大礼议中,杨廷和追随者对其违法、悖理、逆情的主张极力迎合附会,他们才是真正的迎合集团,这是导致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道非同寻常的“即位诏”——明世宗“即位诏”与嘉靖初期改革

世宗“即位诏”的颁布，不仅稳定了政局，而且成为“嘉靖新政”的政治纲领。但是长达六年的“大礼议”阻碍了杨廷和等人改革的进程，使武宗弊政革而复生。尽管如此，“即位诏”清醒地把握了嘉靖初期政治的关键，因而很多内容被其政敌——“议礼派”所继承。     

明代政治转型:正德嘉靖政局的走向

明武宗的猝死使明代政治走到了十字路口,是沿着武宗的老路继续滑行,还是改弦易辙,必须作出选择.这一选择权掌握在世宗手中,而不是在杨廷和等人手中.杨廷和等人能否被世宗选中,这是决定嘉靖政局走向的关键问题.世宗顺利即位后,通过"大礼议"将杨廷和集团彻底击碎,确定了新的施政理念,完成了明代政治的转型.选帝、世宗登基和清除杨廷和集团是正德、嘉靖之际历史走向的主线.     

张璁: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

明武宗猝死后,明代政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改革所依靠的力量不是杨廷和集团。恰恰相反,要改革,首先必须要清除杨廷和集团。杨廷和集团违背武宗遗诏挑起的大礼议为新科进士张璁提供了脱颖而出的平台。张璁以其敏锐、自信、求实和坚强意志经受住了大礼议的考验,同时得到了世宗的赏识和信赖,这才是嘉靖改革的起点。张璁是明代六十年改革的开启者,是明代改革第一臣。     

再论嘉靖大礼议——以张延龄案为线索

嘉靖大礼议的既有研究往往将大礼议演绎成阁权与皇权的角力、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对抗、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斗争。然而,在处理与大礼议关联紧密的张延龄案时,世宗及议礼新贵的话语、行为揭示了他们对大礼议的认知与上述观点颇为不同。在世宗看来,他与张太后的矛盾是大礼议及其余波的主要矛盾,他衡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标准在于是否迎合他尊崇本生父母的意愿,是否能够与张太后脱离干系;议礼新贵清楚地认识到,大礼议的胜利在使张太后失去圣母身份的同时也使世宗与他们自己陷入了道德困境。他们主张给予张太后高于世宗生母的礼遇,制造人伦、正统各有所归的假象,极力阻止世宗族诛张氏家族正是为了维持上述假象以期规避为天下、后世所不齿的道德风险。与此同时,京师游民刘东山等人诬告张太后胞弟张延龄及其家族的行动与相关供词,显示在议礼余波中即使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亦能准确地察觉到世宗对张太后的敌意。     

《金瓶梅》成书年代考证(续接第2期)

三、催攒皇木的时间发生在嘉靖37年之前 关于采办皇木之事,据《明史》记载,武宗时有一次;神宗时有一次;世宗时则有三次。 《明史·世宗》载: 嘉靖20年5月戊子,“采木湖广,四川。”嘉靖22年3月庚戌,“遣使采木湖广。” 《明实录·世宗实录》(7617页)载:     

试析杨廷和悲剧产生的原因

明武宗崩逝,无子承位,内阁首辅杨廷和主张迎立兴世子,换来了其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然至嘉靖三年,杨廷和乞休,而世宗却不作挽留,致其以悲剧结局。本文试从其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理念之争、阁权与皇权的矛盾及其与张璁派的矛盾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原因,最后得出其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乃是封建君主专制。     

后大礼议时期的嘉靖初年政治——以君臣文书交流为中心的考察

以议礼为线索，嘉靖初年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纷争。在李福达案与科、道互纠中，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通力合作，成为嘉靖朝君臣以文书交流的先声与契机。通过君臣之间的秘密文书往来，世宗借汪佃侍讲一事机密、有效地清查翰林官员，皇权在具体政务实施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在张璁、桂萼去职与杨一清受贿两案中，秘密通信成为诸臣攻讦政敌、倾轧同僚的手段。世宗君臣视私密文书通信为重要交流手段，共同铸就了后大礼议时代的嘉靖初年政治。     

中州豪俊馆阁遗才——论明代李濂的文学创作

李濂是明代中期蜚声于中原文坛的诗人、学者。他一生历经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仕途坎坷却才华横溢,在文学、史学、方志学、医学、数学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尤其以古文名动一时。他不屑于附和以摹拟为主流的七子文风,倡导真趣盎然之作,挺然自为一格,曾任国史馆总裁的大学士贾咏誉之为“中州豪俊,馆阁遗才”。     

大礼仪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

大礼议对嘉靖朝的人事更迭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 在明代16位帝王中,除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外,以藩王身份登上九五之尊的明成祖朱棣和明世宗朱厚熄是明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位皇帝.     

论《金瓶梅》中的伦理道德（续）

论《金瓶梅》中的伦理道德（续）辛文家族立嗣观念及其变异在家族宗法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生儿子，为家族立嗣以承宗桃，不要让祖先断了香火。娶妻生子，以供奉祖先的祭祀为目的，带有一定的义务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时候是把忠孝作为人格的标准，而讲孝...     

立嗣制度与实践：宗法因素影响下的光绪年间己亥建储

“己亥建储”因其正值戊戌政变后的特殊时期，引发了极大的政治冲突。前辈学者对“己亥建储”的政治含义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但是从“己亥建储”时期的实际来看，溥儁入继同治帝为嗣而非光绪帝本身，并未违反清代的立嗣法规和立嗣习惯，具有十分明显的宗法因素，也反映了清代皇族宗法性的一面。     

大礼仪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

在大礼议激烈论战时期的杨延和与新君世宗的暂时对抗不是间权的扩张，而是其阁权因脆弱和不足所导致的畸变。杨廷和集团的弄权及其对反对者所采取的调出京师、肆意攻击乃至暗杀行为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权臣专横跋扈现象的再现；要突破洪武祖制而实现阁权的扩张，必须具备诸多必要条件，它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完成，更不可能通过挟持皇帝而侥幸成功。     

雨过天(?)——正确使用音同(近)形似字

一看题目，聪明的同学一定会马上说出“雨过天青”“雨过天晴”和“雨过天清”这三个短语，有人还会说，它们都是形容阵雨过后的天气情况，能通用。果真这样吗？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雨过天青”是个成语。这成语的来历是这样的：五代时，周世宗对陶瓷十分喜爱，也很有研究。在河南郑州，有一处烧陶瓷的窑，出品特别精良，专门制作宫内器皿。因为周世宗姓柴，后来人们就叫那些出品为“柴窑”。据说，有一次，负责烧窑的人请示周世宗：“皇上最喜欢什么颜色？”世宗非常幽默地批示：“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这里指雨后初霁，天空…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发微

嘉靖八年内阁之争是继"大礼议"后明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政治动荡,包括"张璁桂萼党案"与"杨一清纳贿案"两个发展阶段。经一番曲折,大学士张璁、桂萼先败后胜,而首辅杨一清以"纳贿罪"被迫致仕,其余被牵扯其中并遭到打击的大小官员亦数十人。其胜负关键除传统史家强调之霍韬对杨一清的两次弹劾外,还包括"议礼新贵"另一健将——吏部尚书方献夫的密疏攻击。杨一清"纳贿罪"成立与否还尚难定论,而决定嘉靖八年内阁之争结果的并非"贿与不贿",而是在于"党与不党"。导致其罢职的根本原因是明世宗对"结党擅权"的疑虑,所谓"纳贿罪"实为世宗"权力平衡"的政治借口。     

“周世宗”前应加“后

课本第 70页 :“周世宗还大力整顿军队 ,……攻占南唐和后蜀的大片土地。”应在“周世宗”前加一个“后”字。同页还有三处、第 71页还有一处应在“周世宗”前面加一个“后”字“周世宗”前应加“后$湖南省南县第一中学@庞长仙     

历明三朝的官员廖纪

廖纪是明代的名臣,《明史》有传,但对其家世、生卒年、出生地及为官履历都记载不全。根据有关史料,他的迁琼始祖在南宋后期人琼,并入赘“土官”之家;二世祖移居海南岛万安军陵水县那亮村,其祖父因事被逮系京师,其父陪赴京师并落籍于直隶河间东光;廖纪于景泰六年出生于东光,弘治三年登进士第人仕,为官历孝宗、武宗、世宗三朝,卒于嘉靖十一年八月。在为官的36年中,他能坚持“守正”,表现出廉洁、恪尽职守、不阿权贵的高贵品质。     

《记王忠肃公翱事》简析

《记王忠肃公翱事》节选自《洹词》卷五,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记叙文。 作者崔铣（1478—1541）,字子钟,是明朝的理学家。崔铣为人言动有则,守正不阿,不畏权势,敢于直言。他生活在武宗、世宗时期。当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特别是武宗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真是气焰嚣天,炙手可热,文武百官见之莫不股战。而独崔铣见到刘瑾则“独长揖不拜”,后来因为嘉靖皇帝重用奸佞张（王总）、桂萼,他愤而上书辞官,可见他为人的刚正。     

自然：圣人之治的实践原则

人、地、天、道之间效法递进，道与自然之间不是效法递进关系。自然是道的本性，万物效法自然，圣人治国效法自然，以自然为原则，采取无为的方式，通达理想的无为治国的自然境界。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蓝本，是自然原则的具体体现，实质上是精神超越、瞩意未来。     

试论霍韬在大礼议中的作用和地位

大礼议在明代中期是政治史上一件重大的事情。嘉靖帝利用这次大礼议张扬了皇权。礼议新贵中，霍韬在这个过程三个阶段中所提出的礼议观念是具有远见的，他居于第二位功臣。他的理念，他的行动都推动了礼议的胜利进行，其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