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类型视角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人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R&D投入——来自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

以沪深两市105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选取衡量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六项指标、高管激励的三项指标及企业R&D投入的两项指标,构建高管团队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R&D投入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教育程度和专业背景与企业R&D的人力资源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职能背景与企业R&D经费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团队年龄与企业R&D的经费投入水平显著负相关。(2)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正向促进了企业的R&D投入水平。(3)高管股权激励在高管团队年龄和企业R&D经费投入的之间关系上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高管晋升激励在高管团队性别和企业R&D人力资源投入之间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3年沪深两市12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高管激励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以及从不同类别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验证高管激励调节作用大小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2高管的教育水平越高,企业与研发投入就越多;3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上起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高管股权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明显大于其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虽然不明显,但是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也略高于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     

高科技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促进效应——一个非线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拥有战略决策权的高管是推动高科技公司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而设计合理的长期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引导高管将资源配置到创新过程中去.运用2007-2010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针对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促进效应及两者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采用股权激励的高科技公司与未采用股权激励的高科技公司相比,其R&D投入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即股权激励对R&D投入具有促进效应;但高管股权激励力度与R&D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股权激励力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R&D投入却呈现递减趋势.因此,采用适度的高管股权激励是促进高科技公司技术创新的有效手段.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国企与民企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比较研究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的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是留住企业优秀高级管理人才的关键,民企与国企在属性上存在差距,那么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是否存在差异,值得研究.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的现状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国企与民企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方面的差异.研究得到,在高管薪酬方面,国企高管前3名薪酬均值高于民营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金融、保险行业高管薪酬最高,农、林、牧、渔业最低;东部发达地区高于落后地区;资产规模大的企业高于资产规模小的企业.在股权激励方面,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股权激励标的物的选择上偏好一致,都喜好用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在地区上大都分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行业上大都分布于信息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国企股权激励的比例整体低于民企股权激励的比例.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比较研究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选取2003-2010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了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股权集中度和两职兼任等因素之后,实证分析了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随着高管持股数量的增加,非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更高,但国有上市公司则相反;公司规模的扩大会降低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且只有当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在不同的区间范围内,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才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经理自主权与R＆D投入的相关性检验—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了经理自主权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经理自主权总体上对企业R&D投入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以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为特征的经理职位权和以营运资金或自由现金流为特征的经理运作权均与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但以高管薪酬差异为特征的经理薪酬权与R&D投入的关系不明显.另外,R&D强度还与总经理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是否为高科技行业以及第一大股东是否为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与股权集中度、经理变更、资产收益率、年份的关系不明显.     

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分析

采用2006年至2010年的深沪6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量化指标,研究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专利的授权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层拥有股权激励的比例越大,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其中制造业公司的创新能力强于非制造业公司;不同股权激励的类型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对高管层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优于实施高管层股票期权激励的公司。     

IPO的外部治理效应:高管激励的视角

IPO存在溢出效应,在增强首发公司竞争优势的同时会对在位公司产生负向竞争冲击.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效应,但微观溢出路径的证据仍较为缺乏.研究发现,IPO竞争冲击会促使在位公司在薪酬契约有效性、高管离职压力、股权激励方面提升高管激励水平,产生正向的外部治理效应.进一步区分在位公司股权性质后发现,民营在位公司激励...     

高管薪酬激励、可用冗余和研发投入——兼谈高管团队稳定的情境影响

利用我国2011—2015年间沪深两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可用冗余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并基于高管团队稳定状况对以上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可用冗余与研发投入正相关;高管薪酬水平与可用冗余正相关,并会负向调节可用冗余与研发投入的正向关系;可用冗余会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当高管团队较稳定时,高管薪酬水平对可用冗余与研发投入关系所起的负向调节效应更加显著。在区分最终控制人性质后,发现以上结论均在非国企中更为显著。     

技术创新导向的高管激励整合效应—基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推动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从"价值分配"到"价值创造"的演进。本文从促进技术创新这个重要维度对高管激励效应进行重新界定与测度,并运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控制权激励等主要激励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整合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股权激励在薪酬激励与控制权激励的双重调节作用下,对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即三者的整合,而非单一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具体而言,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存在互补关系,与控制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关系。因此,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应在高科技公司内部建立以强化股权激励、稳定薪酬激励、弱化控制权激励为特征的高管激励整合体系。     

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

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力。为了寻找提高企业创新的方法,首先需要分析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管理者的有效管理与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密切相关,文中旨在探究其中联系,从根源上找到企业创新思路。文中以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研究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高管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削弱高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文中将高管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研发投资的3项因素整合到同一研究结构中,不仅探究影响研发投资的因素,而且检验得出机构投资者的替代效应。     

基于自由现金流的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以2007-2010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13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现金流对高管激励(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薪酬激励均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自由现金流不仅是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变量,同时也是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中介变量;高管激励、自由现金流、研发投入三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影响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以企业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政策与创新研发投入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选取A股2009-2013年3862家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运用倾向得分法（PSM）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综合采用多种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薪酬水平差距的提高并不能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但是股权激励却能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影响。（2）主板中股权激励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薪酬水平差距在主板和创业板中都没有显著效果。（3）所有制性质对薪酬水平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变量与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4）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实施股权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而薪酬水平差距则没有显著效果。（5）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较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效果。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的。最后提出了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含义。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内外学者历来高度重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长期忽视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潜在影响。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4-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全部工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运用Green(2005)提出的真正随机效应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在控制公司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实证检验了高管货币报酬和持股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经验证据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具体关联模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受到区域市场化程度、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特征等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管理者权力理论,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司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经理控制型公司,经理控制型公司中高管的权力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经理控制型公司,高管可以通过权力影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将减少研发投资的力度,即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越小.研究结论为公司有效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也为深入探究公司治理和管理者权力效应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股权集中度、管理者薪酬组合与自主创新投资

基于代理理论和创新理论,探讨股权集中度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投资的影响。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控制权性质企业,股权集中度、管理者薪酬组合与企业自主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者货币薪酬越高,股权薪酬越低,较低的股权薪酬诱导管理者提高货币薪酬;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者货币薪酬越低,股权薪酬越高,较高的股权薪酬强化了管理者提高货币薪酬的权力。（2）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货币薪酬会诱导管理者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投资,而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增加货币薪酬会激励管理者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投资;在国有控股或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管理者股权薪酬对企业自主创新投资均具有“N型”影响关系。     

股票期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

最优契约理论与管理者权力理论是解释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差异的两种重要理论。本文基于资本结构决策视角,从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以及最优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两方面讨论了以上两种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研究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相比,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着更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且其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也更小,支持最优契约理论。在控制了遗漏变量、样本自选择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样本中的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并不存在上述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优化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以及完善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

以200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权力角度考察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管理者权力和国有性质均弱化了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权力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抑制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