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歐洲漢學知識網絡的編織 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十三封

本文對收藏在德國阿爾滕堡的圖林根州檔案館中的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13封進行了解讀,目的在於還原歷史語境以便更好地理解這些文本,同時揭示,儒蓮自1832年擔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起,一直到1873年去世的40多年中,不斷與人文學界、科學界的學者進行知識交流,形成了以流動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知識網絡。通過儒蓮與包括加貝倫茨等學者的通信,東亞語文學知識、地理學知識、生産制造方面的傳統等等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并被納入到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之中。     

"反法之儒":晚清國人學習西方的原動力再思"傳統"與"新文化"之一

從"差異原則"理解儒家 最近,儒學、國學的傳統話題很熱鬧,但是,我們通常在用語言來表述某種意思的時候,經常有所謂的符號和我們要表達的意思之間的關係問題.當代語義分析的研究表明語言解釋的空間是無限的,同樣的話語可以表達很多不一樣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人們談儒學,同樣是談儒學的人,這之間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這就是索緒爾講的"任意原則".如果是這樣,語言還有什么意義呢?     

林語堂與昊經熊信仰歷程之比較

一 林語堂(1895-1976)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學者.昊經熊(1899-1986)是二十世紀中國享有世界聲譽的法學家、人文學者.二人是中國現代史上兩個著名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分別著有《從異教徒到基督徒》①與《超越東西方》,對自己的信仰歷程進行了詳細記述和深入剖析.林語堂出生在一個兩代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從小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又重新恢復了對基督教的信仰.     

學術史研究札記: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

改革開放初期曾掀起歐美日本等國東方語文歷史學者來華訪學的熱潮。其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波恩大學的西藏學家D.Schuh、漢學家W.Banck (龐緯)以及漢堡大學的伊朗學家R.E.Emmerick在1980年代初的三次訪華鮮爲人知。本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史料,初步搜集并梳理了這三次訪華的史料。尤其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檔案,首次披露了他們申請訪問民族所以及民族所從最初的熱情接待到最後的不予接待的全部過程,爲重建改開初期的中德學術交流史提供一份稀見的學術史料。     

《柳如是别傳》補證三則

季羡林先生在談到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時說:"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 u derS(亨利希.吕德斯)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它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從性别與文化談女性詞作美感特質之演進

多年來,我雖曾寫過不少篇有關詞與詞學方面的論文,但却大都是以男性之作品為主,而未曾寫過任何一篇有關女性詞人的論述.一年前應香港城市大學之邀前往講學,曾做過一次題為<從雙重性別與雙重語境談早期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的講演.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正>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六十周年,也是新亞哲學系創立人唐君毅先生誕辰百歲周年。我從中大退休有年,今應邀爲哲學系研討會講話,甚感榮幸。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却是愛好之人。今次會議以"中國哲學之新方向"爲主題,我注意到中國哲學之新方向,英文是"New Directions",用多數,也即是説應該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我現在試從"大學之道"來講中國哲學之方向。一大學之道與中國的經學時代首先,我們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講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大學》一書中,開卷即説:"大學     

季羡林先生的學術發軔 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考察

本文依據留德學者季羡林(1911-2009,其中1935-1945年留學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回憶録、檔案資料,將他"聽課證明簿"中所記録的1935-1940年間在哥廷根大學十一個學期所選課程,與當時大學每一學期公布的《大學行政索引/課程目録》相比較,力圖還原季羡林在哥廷根學習時的東方學知識體系的構成。從知識遷移史的角度來看,留學生在異域大學中的學習、生活,包括與國外學者之間的交往,是他們知識生成的原點,也是形成他們知識譜系的重要一步。對1935-1940年間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學所選課程的重構,有助於系統考察20世紀上半葉東方學知識的遷移情况。     

前輩寫真

正憶胡厚宣先生一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師從姜亮夫先生學習中國古典文獻學,一度迷戀於古文字,不自量力地想成爲古文字專家。偶識來杭州開會的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先生秘書的中華書局編輯沈錫麟先生,他主動表示可以帶我去拜見胡厚宣先生。胡先生是舉世公認的甲骨學大師,不必算他聲譽卓著的《甲骨學商史論叢》,就憑他是《甲骨文合集》的總編輯,憑他是裘錫圭先生的導師,就足以讓人心向往之——何况在那之前,我已經從舊書店買過他的《殷墟發掘》,從新書店買過他的《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而亮夫師也跟我論及過胡先生。     

北京大學東語系所購陳寅恪藏書殘目

正關於陳寅恪(1890—1969)與語文學(philology)之間關係的問題,雖然學術界歷來多有討論,但是有一批重要的相關史料卻一直沒能進入大家的視野,這就是原藏北京大學東語系圖書室,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管理的陳寅恪舊藏東方語文學類書刊。衆所周知,這批書是陳寅恪在1946年10月重返淸華大學後於翌年賣給北大東方語文學系的,賣書的直接原因是購煤取暖。蔣天樞(1903—1988)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民國三十六年(1947)條下對此事做過簡要的記述:     

如何用古典詩表達現代生活

一般新文學中人,甚至舊文學中人,最爲詬病的是,古典詩究竟能不能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與精神生活。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不能只講理論,因爲,再有多少理論的説解,也不如拿出的作品來證明。本文以近年來個人的七絶寫作體會爲解剖對象,着眼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與思想體驗,從語言、典故、意象、構思、情境與題材等方面,證明古典詩表達現代人的思想生活是如何可能,以回應學界較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如何以寫作延績詩教傳統,并重新激活古典詩歌對於當代思想實踐的參與。     

清華學賢活法比較 以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爲人物表

正以個體怎樣面對歷史語境中的"尊嚴與安全"爲視角,來論述且比較學界先賢的生命樣式,這當然不是學術思想史的常規框架所能涵蓋,相反,它是從心靈深處去昭示諸賢的當代學思軌迹爲何大相徑庭的底蘊。爲何讓陳寅恪、馮友蘭、錢鍾書入選"人物表"?其緣由,當不僅是這三學賢在1949年前皆具清華背景,也不僅因爲這清華三賢在當代無疑是從文、史、哲去專攻中華學術的巨子(其間,錢擅     

魚山聲明與佛經轉讀中古時代善聲沙門的喉音咏唱藝術

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贊嘆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法界,無不周遍.——《大方廣佛華嚴經》①喉音咏唱就是蒙古音樂學者所説的浩林·潮爾(Holin-Chor)②,蒙古人俗稱呼麥,哈薩克人則稱為闊麥依.徐慧指出:"呼麥主要流行於東北亞、中亞地區蒙古(Mongolia)、圖瓦(Tuva)、哈卡斯(Khakass)、戈爾洛一阿爾泰(Gorno-altaisk)和巴什基爾(Bashkirs)等地區,擁有多種發聲與演唱類型,最基本的特徵是一位表演者同時演唱兩到三個聲部,在一個持續不變的基音之上發出泛音,形成旋律,以圖瓦與蒙古的呼麥最為引人注目.……     

六十年代殘稿

P.51.2認識如何可能只能由人類如何可能來解答"人是思維(或有理性)的動物"和"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是關於人的兩個最有名的定義,其實,秘密却在於二者的統一.歷史具體地分析"實踐"這一基本範疇,正是揭開這個秘密從而理解人的本質的關鍵.[人的哲學,人的本質、語言、符號……,是現代資産階級、修正主義哲學的時髦課題,但除了階級調和、煩瑣哲學以及核恐怖之類而外,等等,理論還達不到百年前費爾巴哈的水平.     

“章門弟子”繆篆的平生交游與著述

"章門弟子"繆篆(1877-1939)係民國時期人文學者,早年留日,歸國後一度從政,後師從章太炎先生,其治學堂廡甚廣,於儒釋道三教及諸子學、語言學、文獻學、西方哲學乃至基督教神學,皆有所涉。曾任教於厦門大學、中山大學。繆篆平生著述等身,生前在海内外學界卓有影響,與蔡元培、馬相伯、魯迅、釋太虚及法國學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等有學術交誼,亦旅法宗教學者林藜光(1902-1945)之師。繆篆也是"章門弟子"這一民初重要學術群體中唯一一位純以哲學爲志業的學者,其思想自成體系,然半個多世紀以來,其人其著幾乎被學林淡忘,本文廣泛搜羅材料,鈎沉索隱,對繆篆平生學術交游與著述給予了盡量詳細的考證。     

關于圖理琛的《異域録》

一 《異域錄》是清康熙朝後期五十一至五十四年間(1712—1718)满洲官員圖理琛(1667—1741)①和他參加的使團奉命辛苦地從喀爾喀蒙古(Khalka),進入鄂[俄]羅斯國西伯利亞朝西行了許多地方,②耗了兩年多的時間,才到達占據在里海北邊乾曠的草原牧地的土爾扈特汗國(TurguKhanate),和它的國王阿王氣(Ayuki)见面,得以傳達清政府對土爾扈特的善意。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吴其昌先生書信選刊

吴其昌(1904-1944),歷史學家,字子馨,浙江海寧人.早年就讀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師從唐文治等,畢業後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等導師,後任教於南開大學、清華大學,1 932年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直至逝世.其治學範圍廣泛,對於訓詁、音韵、校勘等均深有造詣.著有《殷虚書契解詁》、《金文曆朔疏證》、《金文氏族疏證》、《金文世族譜》、《宋元明清學術史》、《朱子著述考》等.     

馬一浮易學管窺

一 究明經術 對馬一浮先生的研究,目前實仍處於泛說階段,論者大抵僅能就大方向論其學術匡廓與規模,說明其性質,對於內部問題還較少探究.最明顯的,是其經學. 大家都知道馬一浮學宗六藝、以六藝攝一切學術,可是說來說去不過介紹馬一浮先生此一態度而已,對於他的六藝之學具體內容如何,其實論析甚少.馬先生在辦復性書院時,曾以“講明經術,注重義理,欲使學者知類通達,深造自得,養成剛大貞固之才”為宗旨.開講日亦明以“經術義理”之學示諸生,可見其六藝學,具體說也可稱爲經術義理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