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非货币化收益与溢出效益的实证分析

发达国家的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人力资本的非货币化收益和溢出效益,但是中国相关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本文将丰富该领域中国实证研究的匮乏,通过对那些随自己子女迁移到北京居住生活的老年人调查获得数据。实证结果发现,教育能够带来显著的非货币化收益与家庭成员的溢出效益。     

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机、行为与非货币化收益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选择了与浙江省在教育部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和职业院校中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的89家企业进行结构化访谈,获得103份问卷,确定了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机、行为和非货币化收益的具体构成要素,构建了“动机–行为–非货币化收益”的假设关系模型,并利用实证调查数据验证了动机、行为和非货币化收益之间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动机对其行为和非货币化收益均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但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行为对非货币化收益无显著性影响,行为在动机到非货币化收益上的中介效应也不显著。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畅通信息渠道,提高校企动机匹配度,促进校企资源共享;增强制度供给,保障企业的收益获得,强化其参与主体性;完善合作机制,规范校企沟通行为,提高学徒培养质量;加强岗位认知,推进师徒双向选择,重塑良好师徒关系。     

教育投资的非货币化收益——基于教育对犯罪程度的效应分析

依据法院提供的犯罪人统计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和逻辑斯蒂回归技术,通过对犯罪人群受教育程度与处罚程度之间显著的稳定的负相关关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教育对降低犯罪程度具有积极作用,即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升具有遏制作用和负效应,进而说明国家和社会投资于教育,可以获得非货币化收益.     

关于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思考(之一)——论民办教育的“补充效益”和“溢出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补充效益"与"溢出效益"两个方面。民办教育的"补充效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入部分,二是用于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费支出部分。在固定资产投入部分,仅2002-2008年全国就达到3000多亿元(不完全统计)。在教育事业费支出部分,仅辽宁省在2007年的支出就达到12亿多元。民办教育的"溢出效益"虽然难以精确计量,但从"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相区别的角度,还是可以"部分量化"显示的,即通过教育经济学家们所创造的特定公式能够计算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社会贡献是无法量化的。如通过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的提升,增强社会亲和力;通过知识和能力的提高,提升国家软实力、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及国际影响等。     

关于民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思考（之一）——论民办教育的“补充效益”和“溢出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补充效益”与“溢出效益”两个方面。民办教育的“补充效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入部分,二是用于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费支出部分。在固定资产投入部分,仅2002—2008年全国就达到3000多亿元（不完全统计）。在教育事业费支出部分,仅辽宁省在2007年的支出就达到12亿多元。民办教育的“溢出效益”虽然难以精确计量,但从“社会收益”与“个人收益”相区别的角度,还是可以“部分量化”显示的,即通过教育经济学家们所创造的特定公式能够计算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社会贡献是无法量化的。如通过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的提升,增强社会亲和力;通过知识和能力的提高,提升国家软实力、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及国际影响等。     

非货币化收益视角下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效应——基于苏州市农民工样本的实证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教育培训不仅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收入提升的货币收益,也带来了诸如市民化水平提升的非货币化收益。本文基于苏州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而创造非货币化收益的积极效应。研究发现:一,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可以从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四个维度来度量。二,目前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四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三,学校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只有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水平才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升。四,接受过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正效应;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各维度均有显著正效应,培训周期和培训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有显著正效应,且培训效果的正效应最强。     

教育信息化成本效益不仅关乎经济

信息化教育是信息社会对教育的最终要求。为了应对社会的这种要求，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程正在加速前进。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巨大，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的资金投入，究竟带来了什么效益，这是目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更是教育系统必须直面的问题。教育投资不仅仅是消费投资，更是一种生产投资。现在，已经有人开始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研究教育信息化投入的效益问题，将成本和效益货币化     

教育的非货币化收益

教育的收益有很多，且不仅仅体现为货币化的收益。李锋亮、雷妃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发文认为，教育不仅带来工资的提高，同时为受教育者个体带来大量身体的、心理的、行为的、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的收益。包括：     

高等教育的家庭收益与大学职能转变

高等教育的家庭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收益的增加可以改善社会福祉、消减贫困、促进社会和谐。通过调查发现,高等教育在提高社会地位等精神方面的"溢出"收益比较明显,而且越是社会地位低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收益有着更强烈的欲望和需求。然而现实中,高等教育在家庭经济收益方面并不明显。在社会贫困差距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应转变大学的传统职能,通过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完善灵活的学分—选课制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提供毕业后的"回炉"教育等措施发挥大学在提高家庭收益,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的职能。     

教育非货币收益异质性:基于个体能力与家庭背景的分析

教育投资的收益既包括受教育者的货币收益,也包括健康状况、消费行为、家庭生活、个人社会地位和升迁等非货币收益.文章在贝克尔教育选择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非货币收益的影响因素,探讨了不同群体教育非货币收益的差异.研究表明,对于能力较低、家庭背景较差的人,其非货币收益的价值更大.     

自主招生政策的利益与风险

自主招生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改革扩大高校自主权的重要措施。它的利益在于：符合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大学能够招收适合它的考生,培养更多人才;学生可以发挥所长。然而,自主招生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学生特长差异大,难于进行教学;滋生大学腐败现象,导致教育不公;成本加大,分散学习精力。为此,我们需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规避自主招生政策带来的风险。     

利益结构调整:推进和谐发展的重要路径

合理的利益结构是促进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益结构失衡已成为影响和谐发展的阻碍性因素;建立和完善具有公正性的利益分配调节机制,成为进一步调整利益结构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要求。     

高校学生权利保护:基于利益衡量的分析

利益衡量是法官判案的一个重要方法,也适用维护高校中学生权利。但是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法解释方法论,因此要界定高校学生权利主张中涉及到的不同利益,即学生利益、学校利益、制度利益与社会利益,并分析这几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解决权利主张中的利益冲突,维护学生正当权利。     

社会主义义利观与经济行为初探

社会主义义利观与传统的义利观有本质的区别，是一种新型的义利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用社会主义的义利观从既要自主又要监督、既要竞争又要协作、既要先富又要共富等方面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社区教育的社会效益评价问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以构建学＊--3型社会。这不仅明确了社区教育发展的目标,更明确了社区教育的社会责任。社区教育具有“教育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本质特征。但目前在社区教育实践中往往重视其教育功能而对其社会功能的关注度明显薄弱,社区教育研究中也缺乏社会效益的研究。社区教育的社会效益是指社区教育活动对教育目标群体和当地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社区教育社会效益评价是对社区教育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持续评价活动。其社会效益评价意义：一是推进构建完整的社区教育评价体系;二是全面促进社区教育工作。社区教育社会效益的抽象性、迟滞性和不易测量性的特性．使其社会效益评价更适合采用综合测评和质性研究的方法,呈现评价客体的多元性、评价内容的复杂性、评价主体的协同性、评价实施的全方位和持续性的特点。     

义利之辨的当代追问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根主脉。理清义利之辨的历史流变,须从帝王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平民文化两条线脉去梳理、去洞悉,应从义利意蕴的流转变化中去理解、去把握。疏解义利之困,须明确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含义,明辨义利认知误区。倡导谋利有道,须悉国情、知民心、接地气、重细小,奋发有为,不断扩大社会主义义利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对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在思想内涵上具有一致性。二者的一致性不是思堆的巧合,而是我国当代社会实践深层问题的理论昭示。它充分表明,在当代中国,党的建设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离开党的建设。党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高度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整体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有利于”标准具有一脉相承性，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当代中国改革、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但两者绝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继承和坚持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涵盖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根本内容，而且与时惧进，深化和发展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和自身建设纲领。     

试论"三个代表"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创新

“三个代表”的思想和“三个有利于”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时期对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运用“三个有利于”理论的重要成果;“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综合国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邓小平关于人民群众观点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