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司法判例制度的性质、作用和过程

判例制度的首要原则是强调说理和辩论,因而审判委员会在统一判决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并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同时,判例制度离不开判决的公开、评判和梳理机制.判例公开不仅有利于本法院和其他法院(尤其是下级法院)判决的统一,而且有助于社会和学术界监督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并提高司法判决的可预测性.在这个意义上,判例制度是目前强调审判质量及其公开与公正的司法改革的自然延伸.如果得以适当建立,判例制度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关于先例判决和判例指导的思考

先例判决和判例指导反映了我国审判实践中不同地区、不同审级的法院对案例指导的积极探索.先例判决和判例指导在称谓上虽然已经明显地判例化了,但仍属于案例指导的范畴.“案例指导判例化“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发展方向,创制判例制度的法律因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关于先例判决制度

先例判决制度的实行在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围绕先例判决制度仍有各种争论,但是一方面,先例判决制度属于法院工作制度创新,而非法官造法;另一方面,从其他不少成文法国家的做法看,先例判决制度的出现顺应了两大法系相互借鉴的趋势;另外,建立完善的先例判决制度,解决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难题,也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关于中国借鉴判例法的几点思考

以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法律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可以彼此借鉴法律制度 ,取长补短。从总体上看 ,中国法属法典法 ,但中国也有着深厚的判例法传统。引进和借鉴判例法可以增强法律的民主性 ,保障司法的独立 ,使司法解释更具有确定性 ,从而维护法律的统一与权威。但引进与借鉴不是以判例法取代现实的中国法 ,而是在保存自己特色的同时 ,借鉴其合理性形式 ,当然这种借鉴也不可冒进 ,只能是渐进的。     

在中国推行先例制度的可行性论证

先例制度是一种在法院判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和内部联系的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体系。本文从法哲学的角度论证了法官在创造性地发展司法先例制度方面权能的正当性．提出在法律漏洞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法官造法很有必要。结合我国目前所处于建设法治的初始阶段的国情,重点探析在中国推行司法先例制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但是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推行法官造法必须慎重．提出从制度上提升法官的素质,把法官的任意性降到最低限度,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判例法的中国化——宪政维度的阐释

本文从两大法系判例制度的勾勒入手,以宪政之理念解读司法权,揭示判例法的价值内蕴与宪政主义的契合,进而分析中国司法的现状,从形而上的宪政维度阐释“先例判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开创意义。     

法官的法律性思维与法院判决的社会公信度——对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先例判决制度的基本认识

司法裁判是法官运用法律性思维而得出的结论性判断.法律的概念性、规则性和逻辑性等基本特性决定着法官的思维方法.我们不能将成文法国家法官的逻辑推理仅描述为“三段论“,应该通过判例来细化法律概念,在案件事实与法律概念之间建立起可参照的联系,以获取“同样事项同样对待“的司法效果,提高法院判决的社会公信度.     

先例判决带给我们的思考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实施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该制度虽然有一定的缺陷,但该制度的实际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更在于利于加快建立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进程,对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行政确认判决

行政确认判决作为司法裁判行政案件的一种形式，在最新《司法解释》中得以确立，但其中诸多规定既缺乏合理性，又有悖于司法审判的一些基本原则，完善确认判决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构建类型化的确认诉讼，根本规范确认判决制度，一是完善现有司法解释中关于确认判决的规定，这些途径可促进行政审判公正、效率目标实现。     

试论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刑事判例的定位问题

学界曾经围绕我国能否实行或确立刑事判例制度展开过不小的争文化争论,至今意见尚未统一,本文认为,争论的根源和焦点仍在于我国究竟适合建立怎样的刑事判例制度,为此,文章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判例制度理论,探讨了刑事判例在我国司法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提出了在概念定位上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判决范例,在性质定位上刑事判例是一种刑事司法解释,在创制定位上必须经由特定主体和程序来完成,在效力定位上应当具有普遍约束力,在监督定位上必须确立制约制衡机制等观点。     

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刍议

当今世界，最原始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在司法活动中，大陆法系国家在成文法阵地的同时，已允许判例占一定的地盘；英美法系国家虽然仍恪守“遵循先例”的传统的共同趋势，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成文法历史的国家，判例曾经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当代，判例却仅仅起着参考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外国的判例制度进行了探讨，提出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建议。     

元朝判例法创制程序问题研究

元朝是中国古代判例法最为发达的时期。元朝的先例创制机制是相当有特点的。元朝的判例创制程序可以分为两部分：正常创制程序和特殊创制程序。正常创制程序是指由地方相关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发现法律上存在问题而呈请上级司法机关进行判决而产生的程序过程;特殊创制程序是指由监察部门,当时是御史台、行台和监察御史等在检查案件时发现某一案件判决存在问题,提起改判等司法动议而导致先例创制的程序。同时,元朝在司法程序上是有相应的制度设置来协调不同创制程序带来的问题的。     

司法裁定既判力的法理分析

确立司法判决既判力的理论和制度,是为了避免对同一诉讼标的形成相互抵触和矛盾的判决,以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最终达到维护国家司法权威的目的.无论法学理论界亦或是司法实务界都认为,法院裁判当事人之间实体法律关系的终局判决具有既判力;而对于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作出的裁定是否具有既判力这一问题,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争议.研究法院在司法过程中裁定的既判力问题有助于完善诉讼理论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判例法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从判例法的概念入手,分析其在法律制度中的优越性,通过梳理我国判例法制度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总结出建立合理的判例法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消除传统制定法模式下的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固有弊端,以适应我国不断发展的司法实践.     

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

随着司法判决性质和裁判风格的转变,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司法裁判表现了一个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的转换.据此,司法裁判体现为一种对话和论证过程,法官需要对其判决理由给予充分展示.从司法的这种现代面相看,"正当性-可接受性"、"合法性-客观性"和"合理性-决疑性"是法官的判决理由展示所应当具有的目标性准则.为促进司法公正,我们应当建立正式的判决理由展示裁判制度.     

塞拉利昂独立司法审查权研究

塞拉利昂独立司法审查制度由对临时判决的司法审查、特殊矫正审查、司法撤销权、自主性司法审查四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有其各自的特点。塞拉利昂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是法院对法院判决的审查,其实质是法院对自身系统内部的纠错制度。     

论公民、法律之间的“熟人关系”的建立

司法判决是联系公民和法律的桥梁,公民通过司法判决来认识法律。提高司法艺术,坚持司法公正,将法律的要求通过司法判决完整地展现给公民,实现“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的统一,法律就不是仅仅从外在观点来看的不具有确定性的“预测论”,而是从内在观点来看的具有确定性的“义务论”,如此才能建立公民和法律之间稳定的“熟人关系”,法律权威在这种“熟人关系”中才有牢固的根基。     

从个案看美国“公平正义”的司法适用

美国司法源于普通法的传统和判例法的实践,其司法官员往往通过判例的选择和区别技术来重构先例和解释制定法;通过对模糊语词的不同理解来表达价值观念;通过迂回的手段和技术性的话语来实现公平正义原则。但公平正义原则的适用并非从判决的字面上就能习得,在某些案例中是需要反复推敲立法者的用意和司法的情境才能清晰辨明的。可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分析美国＂公平正义＂原则的司法适用,探析美国司法实质。     

在我国试行先例判决制度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试行先例判决制度时应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判例可以构成先例,二是先例中的什么成分对后来的审判实践具有约束力.对此,确定的原则是:先例应是精选的案例,应具有示范意义;先例中对后来的审判实践具有约束力的成分是先例中的事实和先例阐明的法律原则,即在先例的事实和本案事实实质性相似的情况下,先例阐明的法律原则应得到适用.     

防控中国司法解释权扩大化的立法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权是全国人大授予的,但由于全国人大授权不明,导致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越权解释或滥用解释权或使解释范围扩大等,从而严重损害了全国人大的权威,为此,作者认为应当取消“两高”的司法解释权,通过完善全国人大制度和确立判例的约束力等方式来加强全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