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東語系所購陳寅恪藏書殘目

正關於陳寅恪(1890—1969)與語文學(philology)之間關係的問題,雖然學術界歷來多有討論,但是有一批重要的相關史料卻一直沒能進入大家的視野,這就是原藏北京大學東語系圖書室,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管理的陳寅恪舊藏東方語文學類書刊。衆所周知,這批書是陳寅恪在1946年10月重返淸華大學後於翌年賣給北大東方語文學系的,賣書的直接原因是購煤取暖。蔣天樞(1903—1988)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民國三十六年(1947)條下對此事做過簡要的記述:     

學術史研究札記:一無所獲的西德外賓

改革開放初期曾掀起歐美日本等國東方語文歷史學者來華訪學的熱潮。其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波恩大學的西藏學家D.Schuh、漢學家W.Banck (龐緯)以及漢堡大學的伊朗學家R.E.Emmerick在1980年代初的三次訪華鮮爲人知。本文根據各種已刊和未刊史料,初步搜集并梳理了這三次訪華的史料。尤其是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檔案,首次披露了他們申請訪問民族所以及民族所從最初的熱情接待到最後的不予接待的全部過程,爲重建改開初期的中德學術交流史提供一份稀見的學術史料。     

十九世紀歐洲漢學知識網絡的編織 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十三封

本文對收藏在德國阿爾滕堡的圖林根州檔案館中的法國漢學家儒蓮與德國語言學家加貝倫茨之間往復書簡13封進行了解讀,目的在於還原歷史語境以便更好地理解這些文本,同時揭示,儒蓮自1832年擔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起,一直到1873年去世的40多年中,不斷與人文學界、科學界的學者進行知識交流,形成了以流動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知識網絡。通過儒蓮與包括加貝倫茨等學者的通信,東亞語文學知識、地理學知識、生産制造方面的傳統等等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并被納入到整個現代科學知識體系之中。     

學人寄語

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     

清末京師同文館的第一位俄語教師

近年來,在學術界對於中俄關係史的研究不斷增多,但是對於兩國文化交流的研究還十分不足.本文講述了清末北京的第一位俄語教師阿·弗·波波夫在外語學校“同文館”的工作情况,以及他對於中國的記錄. 依據1845年編制的名冊,阿發納斯·費拉波達維奇·波波夫(Афанасий Ферапонтович Попов)時年25歲,是奧廖爾省(沙皇俄國從十八世紀起至蘇聯1929年前對省的稱法)教堂司事的兒子.從1843年到1849年之間,波波夫曾在奧廖爾省的神學院學習拉丁語、希臘語和德語.從1849年到1853年,波波夫就讀於聖彼得神學院,學習希伯來語(猶太語)和法語.     

讀董魯安先生詩《董魯安詩》代序

董魯安先生(1896-1953)生於十九世紀末,主要活動年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這部詩集所據其手錄的《溫巽堂詩》,起於民國四年(1915)十九歲,訖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四十九歲①,加上集外詩,也僅到1948年為止,後來就不見他有詩了. 董魯安手錄詩稿,別爲《甲子草》《問津草》《沜東草》三輯,後者包括1942年到解放區後所作,這部分後曾擴充為《游擊草》單獨問世,現合爲全璧.     

文化交流中的別異與認同

一 讓我們從分析“交流”這一概念開始.漢語“交流”的更字面的英語譯法應該是“interflow”.顧名思義,“interflow”或“交流”意味着,來自兩個不同源頭的水(或任何可以流動者,任何所謂流體)各自流向對方.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不古不今之學”的再辯證 兼談陳寅恪爲什么轉治中古史

對陳寅恪"不古不今之學"的含義問題重作梳理,在結論上回歸早期解釋,但由前人未及的角度入手,在論證上有詳實史料的充分支持;同時也考慮到語境問題,指出應區分"不古不今"的所指(含義)與能指(修辭)的不同層面。另外對陳寅恪確定學術方向時的考慮作出分析。     

新材料摇撼着舊觀念——讀《上海博物馆藏戰國楚竹書(二)》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的六篇文章中,有五篇是前所未聞的新書;另一篇《民之父母》,曾以别名包括在《禮記》和《孔子家語》裏面,一直流傅。但就是這篇久爲人知的舊作,竟使我们不能等閑視之,而不得不改變某些舊日觀念。     

清代民間字與政用字比较分析

一 民間字的定位 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有綜合(或稱歸納)與比较,本文的基本方法是"比较",其具體方法是不同層面漢字之間的對比。-般的語言學把"比较"和"對比"這兩個詞分得很清楚。"在語言學上,'比较'往往僅指那些在歷史上同源的語言(即在發生學上同源的語言)之間的比较,而'對比'则指在歷史上不同源的語     

現代中國的演説及演説學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無論哪個政黨、派别或個人,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啓蒙或社會動員,都離不開"演説"這一利器。本文希望深入技術層面,考察晚清以降的"演説",是如何被鼓動及訓練出來的。借助大量目前能找到的演説學譯本及著作,討論以下問題:一、作爲"聲音"的演説;二、"演説學"之傳入;三、演説的定義與溯源;四、分類、技術及姿態;五、無邊的"國事"及"有聲的文學"。     

中國文化的危機問題——王國維境界說中對中國文化“疾病”的反省

中國的現代化問題,應該看作中國文化的命運問題。在世界文明一體化的潮流中,中國現代化的被動性質始終隱含着中國文化的危機訊息,正視并走出這一危機,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必由之路。但是,應該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危機呢?這一問題,上一世紀的許多思想家,曾經進行過許多的探索;在王國維的“境界”說中,也內含着對于這一問題的深刻表述。本文就王國維對這一問題的反省作一梳理,希望能有所討論。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     

抗戰時期國民黨對北平文教界的組織活動

抗日戰争時期,故都北平的政治形勢錯綜復雜,國内外多種勢力互相角逐。由於政治中心南遷後,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機構相繼離去,北平依然保持着傳統的學術文化中心的地位,文教界對於社會各界有着相當廣泛的影響力,因而各方均重視争取和利用學人,進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社會,左右政局。南京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政治權力鞭長莫及的情况下,尤其想借助學人的力量,抵抗日寇,打擊漢奸,排斥中共,扼制地方,鞏固中央。關於這一問題的相關研     

早期教会大学的两种授课语言及其价值归宿

“教會大學曾經是中國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驅”,這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差會以教會大學“作爲傳教媒介”的初衷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於:基於對“本源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不同理解,以齊魯大學(山東基督教大學)和聖約翰大學爲代表的早期教會大學選擇了全然不同的教學模式。這兩種教學模式的區別,首先體現於作爲不同授課語言的漢語或者英語。齊魯大學和聖約翰大學分别選擇的授課語言,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和傳教觀念,也引伸出一些悖論式的問題。如果說“我們只能在語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語言”,那么追溯當年的歷史至今仍然是有意義的。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欧洲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漢學研究在今天的聯邦德國,是學術界熱門的題目之一,全國有20所大學開設中文專業,大約有6000多人學習中文。與此同時,在聯邦德國還出版一種大型的漢學研究年刊,這就是《MonumentaSerica》(《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的編輯部與研究所是合二而一的機構,今天就座落在聯邦德國中部萊茵河東岸的聖·奧古斯丁(Sankt     

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確立 以偃師水泉石窟和北響堂“高洋三窟”爲例

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其在中土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自後趙始,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同,成爲胡族政權實現"君臨諸夏"的意識形態工具;自北凉始,石窟成爲輪王治國思想最好的表法載體。水泉石窟主尊的"兩佛并立"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關聯,北響堂"高陽三窟"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表法符號,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教治國方案密切相關。遵循"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的思想史研究路徑,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