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与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从高污染行业转向绿色低碳行业，从而推进绿色产业创新和经济绿色发展。基于2002—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和非污染行业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污染行业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降低。异质性拓展分析的结果表明，低研发密集度、国有、固定资产占比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和环境规制水平低的污染行业出口企业在政策实施后均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高研发密集度、非国有、固定资产占比高、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低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环境规制水平高的污染行业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均不显著。此外，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融资成本在绿色信贷政策与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在“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如何更好地推动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与之纳入同一框架,为此作出探索,从宏、微观视角总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经济政策、行业环境和投资者、供应商不可预测行为以及资本市场中的业绩异常波动等一系列因素,以沪深A股2016—2020年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托宾（Tobit）回归方法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探索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攀升会通过降低管理层信心与提高融资约束等削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由此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此消极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并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抵御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助于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尤其在民营企业和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调节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绿色创新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政府也应提高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以及服务深度、完善数字金融监督体系,激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吗？ ——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经验分析

试图回答数字金融如何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的问题.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影响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作用机制等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同时无论是数字金融的综合指数层面还是覆盖率指数、使用深度指数以及数字化程度指数层面,对工业经济绿色转型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提高工业企业经营绩效等途径机制予以实现;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业企业融资效率进而提高其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业企业创新创业水平进而提高其经营绩效水平,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努力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面积、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支持工业行业创新创业发展,以及加强数字金融与新金融业态协同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等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扶持之手与企业创新转型

文章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转型的影响效应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扮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整体上,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创新转型,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强度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政府补助对绿色信贷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一调节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转型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因企业产权性质、债务杠杆以及地区市场化水平差别存在异质性。本文从微观企业创新转型视角拓展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研究,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决策支持。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董事绿色联结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董事绿色联结关系在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纽带作用，回答企业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与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异质性调节作用，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并购为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具有绿色联结关系的董事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的绿色技术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以及高竞争度行业更为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对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U”型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进行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重大决策时，应重视董事绿色联结这一非正式制度，并准确判断市场动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董事绿色联结的作用，推动企业实现更高效的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绿色普惠金融对农业碳减排影响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以2011-2020年中部五省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角度,探讨了绿色普惠金融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在测算了中部五省地区的农业碳排放量和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构建STIRPAT拓展模型以深入研究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农业生产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技术水平(1.007)、富裕程度(0.996)、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水平(0.071)以及人口规模(0.024)。其中,对中部五省农业碳排放量有负向影响的因素分别是技术水平和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根据上述结论得出,农业技术水平和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抑制农业碳排放。农业碳减排工作除了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出台政策法规等措施外,还应该注重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和三重差分的检验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否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双赢至关重要。运用准自然实验研究法,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1）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运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三重差分方法剔除其他政策影响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仍能显著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包括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和低质量绿色技术创新。（2）进一步研究表明,宏观市场需求、中观行业竞争和微观企业内部控制等因素均能强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3）从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更加敏感;从资源禀赋来看,在资源禀赋短缺地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更显著。     

异质性视角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分析 ——基于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

关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以及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以2013年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上线交易为关键时间点，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专利类型、规模和所在区域的异质性在其中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促进作用，能够促进企业发明型绿色专利数量和专利整体质量提升，且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优于中西部地区，对大规模企业的促进效果优于小型企业。因此，为促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绿色创新和绿色转型，政府需要灵活运用碳交易市场等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强化碳市场对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并依据不同对象异质性特征灵活制定相关政策。     

碳交易机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三重差分模型

    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密切相关,目前关于碳交易机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分析缺乏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2009—2016年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以2013年末在7个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的估计方法,通过对比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省市相对于非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相对于低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专利申请占比的变化情况,探究碳交易机制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相对于非试点省市和试点省市的低污染行业,碳交易试点政策能够提高试点省市高污染行业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比例。（2）相比于发明类绿色专利,该政策对绿色专利中的非发明类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强。（3）相对于国有企业,该政策对试点省市上市公司中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此外,本文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增加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科研人才引进和提高科技研发支出、提高企业资产净利润率,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实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一定经验支持;为如何实现提质增效、更好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碳排放量——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检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对实现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绿色金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运用STIRPAT模型,使用岭回归方法研究京津冀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京津冀地区的能源强度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影响程度最大,富裕度和人口数量分别位于第二、三位。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何以能诱发区域绿色创新？

如何加快推动区域绿色创新是直接关乎“双碳”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重大现实问题。数字金融为现代金融体系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成为驱动区域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中国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位数等方法实证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区域绿色创新,该结论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直接冲击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即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赋能效应高于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数字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强于西部地区;（3）数字金融不仅可直接驱动区域绿色创新,还能通过加速产业升级、提高居民收入和降低环境污染等方式间接对区域绿色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现阶段数字金融的直接赋能仍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4）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赋能效应存在“结构突变”特征,随着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对其的促进作用会逐步降低。     

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科技金融生态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政府、企业、中介和市场四个层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2—2021年中国29个省份的科技金融生态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并构建非参数可加模型对中、东、西部地区科技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科技金融生态模式的构建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结果存在地区异质性。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     

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算与评价

绿色金融对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基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围绕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支持、绿色基金、绿色权益七大绿色金融工具,构建绿色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2—2021年我国西部12个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3个梯次,其中新疆、内蒙古、宁夏、重庆市处于第一梯队,发展水平较好;西藏、贵州、甘肃、四川处于第二梯队,发展水平一般;青海、陕西、云南、广西处于第三梯队,发展水平较差。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低碳经济时代,推动绿色创新的研究和发展是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U影响;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均会削弱该U型影响,且随着强度的升高,削弱效果愈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针对市场型环境规制,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在包含市场型环境规制、风险承担水平、环境责任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下,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Tobit模型研究发现：（1）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这种影响是持久的,风险承担水平可以增强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环境责任则发挥了部分中介功能;（2）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和小规模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强。因此,企业应合理控制风险承担水平、加强环境责任、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赢得长期竞争优势。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的测度及比较——基于1040家公众公司的微观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绿色金融资源被投入主体(企业)的角度出发,运用熵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分别测算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效率,进而从全国、省际和区域层面对二者进行了静态比较和动态分析。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目前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效率均较低,但处于不断发展和改进之中;而部分省份和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效率,无论是在静态水平还是在动态演进上都表现出不协调的特征,即从静态来看,呈现高水平-低效率和低水平-高效率的分布特征。从动态变动趋势看,部分省域和地区则表现出水平上升-效率下降的态势。目前部分省市和地区只顾一味加大绿色金融投入,却未能有效利用这些金融资源,而有些省份和区域则表现为绿色金融资源投入不足。     

公众环境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式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被动实施绿色行为,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如公众环境关注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利用熵值法从企业财务、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4个维度构建企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公众环境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性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在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能够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减税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0—2021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减税激励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调节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第三,研发投入在减税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扮演部分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小规模企业,减税激励对于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相对于西部地区,减税激励对于东部和中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建议健全宏观减税激励机制,并针对不同规模和地区的企业实施针对性减税激励举措,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再辅以企业的微观股权激励机制,最终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