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守株待兔"之"株"说起

本文依据<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简明古代汉语字典>,举详实例藉以说明从"朱"得声的字如"珠"、"铢"等字以及与之声音相近的字如"渚"、"柱"和"椟"、"犊"等字均含有"小"义,以补众家"右文说"著作之遗.     

从《左传》"赋诗"和上博《诗论》看先秦两大《诗》学系统

通过分析<左传>"赋诗"、"引诗"的<诗>用状况,结合<论语>"论诗"和孟子、荀子的"引诗证理",利用上博<诗论>所传递的评诗信息,可再现先秦时期的两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和"评诗"系统,补充载籍之缺,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诗经>早期的流播.     

说"九州"

<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帝王世纪>、<吕氏春秋>等古籍中所载"九州"各有差异,但从中可见"九州"已为今中国之绝大部分地区.考察这一记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史记》"八书"阐述宇宙发生

<史记>"八书"中,<天官书>、<封禅书>主要阐述天地之事,<律书>、<历书>通阴阳五行八正之气,<礼书>、<乐书>阐述使天地人达到和谐统一的"礼"和"乐",即文明与文化,<河渠书>、<平准书>"人事"是举隅."八书"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宇宙发生因素,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     

关于"骚""赋"之同异问题 --兼论吴子良等批评《文选》别"骚"于"赋"之得失

"骚"与"赋"的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从一般的意义上说,"骚"当合于赋;而严格说来,"骚"自与一般的赋有所不同.吴子良只知屈原作品可以入赋,而不知<楚辞>本身之特异处.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仅一部<楚辞>而得自为一类;从文体学的角度看,所谓"骚"者域不出<楚辞>.就今存文献考察,南朝别"骚"于赋的现象盖仅出现在宋时孔逭与梁代昭明太子分别所编之总集及传为[唐]张绩所补[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内;<文心雕龙>至多是准别"骚"于赋.显然,南朝人更多的还是将"骚"纳入赋中的.     

《郑风》与"郑声"之异同

<郑风>的产生与"礼崩乐坏"的时代环境,郑国的经济及文化传统有关."风"之名起于战国,本指曲调,<郑风>也是"雅乐",得名时主要指郑诗."郑声"源起于殷商,在民间流行,得名于春秋,是较复杂,富于变化的新声.<郑风>与"郑声"有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内涵,又有交叉点.     

"存神尽性,全而归之"--船山《正蒙注》的思想宗旨

今人对张载<正蒙>多视之为一种论天道的宇宙论.船山则不然.他的<正蒙注>明显地注重其人道论的意义,他在<正蒙注·太和篇>、<乾称篇>及<正蒙注>序等注、论中对<正蒙>大义作了明确的说明.这种说明是船山对自己思想的说明,其思想主题可归结为"原始终以立中道","贞生死以明善恶","存神尽性以全归本体",旨在"希张横渠之正学",寻找儒学正统以排佛老而正人心.     

张先词《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之"都城"考

<全宋词·张先词>中<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诗题中之"都城"是"成都"之错讹与颠倒.     

《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

<原道>篇是<文心雕龙>的首篇,在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文心雕龙学"研究者对"原道"论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他们各执一端,各据其理.本文能过对"易道"之"道"与"原道"之"道"的比较、<易传>解易理论对"原道"论的影响等问题的阐析,探讨"原道"论的基本思想和<周易>对"原道"论的影响.     

"乌托邦"还是"理想":《全国合作化方案》论析--兼与赖建诚先生商榷

薛仙舟先生<全国合作化方案>应该是揭示时代需要的社会理想,而非所谓的"乌托邦主义".<方案>不仅自身内容设计周详,具体可行,而且国民政府推行之全国合作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方案>的意图和旨趣,因此,可以说,薛氏之<方案>设计与国民政府之合作运动关系重大,无可讳言.     

宋金元哲理诗探论

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     

元末世变与戴良诗歌的美学形态

元遗民诗人戴良生于元之盛世,长于元末动荡中,见证了战火中朱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具体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这些美学形态使得中国诗歌美学愈加丰富和多元化.     

元代服饰制度中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元朝在确立服饰制度时,施行了汉制衮冕与蒙古族传统质孙并行的服饰双轨制,使元代服饰呈现出多元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局面。元代的服饰制度从实施的过程到其形式都颇具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汉法”与“旧俗”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及其校勘

<元刊杂剧三十种>在剧本形式、音乐体制、组曲方式、用字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演剧特性及艺人的参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经过艺人改编的通俗演唱脚本.对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整理,历来皆以明代版本为标准,趋向于典雅的文人化,这种倾向恰与元刊本的文化特征相悖.校勘元本,应尊重其原貌,少校改,多注释,并开辟元本的通俗文艺研究之路.     

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分类研究

元杂剧作为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其题材来源极为复杂。从目前存在完整的剧目中可知,它的取材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这与元代的社会、时代、文化及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元杂剧本事来源于各个朝代,其数量和题材类型也有其特点,究其原因正是元代的某一特征与历史上某朝恰有相似之处。     

论宋金诗歌间的关系

金诗和宋诗的关系呈一种流动变化：金初期“借才异代”,以宋诗歌为根基;金中期,“国朝文派”崛起,金诗初具清劲有骨面目;金后期,诗坛主流,借宗唐以变宋;金亡前后,作为金诗顶峰的元好问又熔铸百家而自成一体。     

“济世”理想的破灭到“无待”思想的滋生——元杂剧山东作家群的思想流变

元代社会前期,杂剧成为戏曲走上繁荣之初的主要创作形式,北方的戏曲作家多结群创作,其中,山东作家群成为当时一个影响颇大的群体。山东作家群所作剧作,题材表现多样,部分存世早期作品鲜明地表现出元蒙高压统治下,文人儒家传统“济世”人生理想从热望走向幻灭的痕迹;后期作品流露出道家“元待”的消极思想。元代山东作家群由儒而道的思想流变,不仅在元代具有典型性,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动态。     

元朝海禁初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海外政策同唐宋相比，更具有开放性。但元朝也曾出现过“禁商下海”的海禁，中国海禁自元朝开始，后被明清所继承和强化。海禁虽然对元朝海外贸易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它表明封建统治者试图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了解元朝海禁有助于全面理解元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并从中管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走向。     

浅析元代的判决离婚

判决离婚即官府断离,是我国古代离婚诉讼中常见的司法形式。元代的判决离婚主要适用于犯“义绝”、和“违律成婚”类诉讼,这也是元代判决离婚的两大特点。这些强制性的离婚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妇女权益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规范社会统治秩序。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学地位和传播基础，而作为一种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魏晋六朝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人的骚赋分立，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人的屈宋并举，体现了这个时期学观念的演进与学思潮的变化，楚辞随之而成为了独立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