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新史学派

在战后世界新史学发展的潮流中,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通常被学术界认为与法国年鉴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鼎足而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就其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及其对战后历史学发生的重大影响而言,称它们为战后国际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界的三支最重要的新史学流派亦无不可。本篇介绍美国的这一流派。     

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

现代社会是学术变革的温床，也是催发学术变革的动力。时代的变化与学术的革新，促使现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不绝如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世界①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就西方史学而论，这种重新定向大体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叶。本文仅就战后西方史学变化的动因、新史学范型的特征及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史学情况略作评述。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动因，也有其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整个战后世界形势的急速变化，尤其是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引发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     

战后西方教育史学流派的发展

西方教育史学在战后经历了从传统教育史学到新社会教育史学再到新文化教育史学的嬗变历程,对教育史的阐释也从一元发展到多元.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出现了修正派教育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史学等流派.其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各流派都有自己的特征,同时又存在交叉和相互影响的情形;各流派研究触角不同程度涉及劳工教育史、少数族裔教育史、城市教育史、妇女与性别教育史、婚姻与家庭史、儿童史、青年史和地方教育史等领域;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历史相对主义盛行和"碎化"危机.当代西方教育史学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     

重新解读鲁滨逊新史学派--评《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

鲁滨逊是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的一代宗师，其新史学派是战后美国新史学的本土渊源、新左派史学的基础和后现代史学的先声，鲁滨逊新史学输入中国后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对此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为中国西方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一、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思想；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他将两者加以融合，找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点：强调直接材料，从而使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扬弃与继承:小议"史学革命"中的经史传统

二十世纪初,由梁启超发起的针对传统史学弊端的"史学革命",被誉为我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开端,它揭开了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大规模引入中国的序幕.面对清末民初的这场"新史学"运动,学界多从"破旧"与"立新"进行表述,而较少涉及其与我国经史传统的复杂关系.本文拟粗浅探讨"史学革命"前后,各方在"新式史书"的构想及编撰实践中,对经史传统的扬弃与继承问题,以得出一点对现今史学发展的思考与启示.     

“增其新而不变旧”:转型时期的历史书写——以章嵚《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国新史学最初的实践形式,体现了新史学发轫之初历史书写"增其新而不变旧"的特征。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章节体、历史分期等新式编纂方式,注重文明史,显示了新史学的影响;但传统的夷夏民族观、帝王家谱式的政治史等叙述方式还占有重要的地位。传统史学成为新史学实践的一个重要资源。对新史学的研究,既要注意到其对西方理论的吸收,也要注意到其对传统史学的继承。     

战后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的发展和趋势

战后,随着西方历史学的转向以及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研究模式也发生了嬗变,从传统教育史学向新教育史学迈进.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经历了从妇女史到妇女教育史,再到妇女一社会性别教育史,而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后现代女性主义教育史学开始对传统教育史学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和讨论,在全球史观的影响下,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走向了整合与深化.教育史学家们围绕着妇女教育问题,引入了社会性别的分析范畴,探讨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     

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

二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为主要内容,以考据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史学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批判,强调在内容上拓宽、在方法上创新的新史学异军突起,迅速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潮流。本文拟对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及其过程进行概述,并加以评价。     

微观史学与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

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史学需要大胆借鉴当代西方新史学理论,充实和加强自身理论体系.作为新史学的一支,微观史学"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研究视角与教育活动史研究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它对中国教育活动史的研究启示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微观化的研究取向;以问题为研究本位;总体史的研究宗旨;多元结合的大史料观.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浅论朱谦之的史学贡献

朱谦之的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宽广,在历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现代的历史”观,主张把握历史的现代性,运用综合方法研究社会史、经济史和科学史;在史学史领域,他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划分中国史学史为三个阶段,不仅丰富了其历史哲学,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新史学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晚清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中西文明不断融合下学术分科和学制变革的产物,经历了由译介到自编、由学习欧美到学习日本的转变过程.历史教科书承载着构建一般民众普遍历史观、世界观和民族观的重任,而新史学以先进的史学理念掌控了国民历史知识的重构权,将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重视历史解释、强调史学致用、关注民史、反映人类社会全貌和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观念贯彻到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此外,新史学试图通过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主张,也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得到充分体现,直接影响了这一特殊历史载体的书写范式.     

信仰告白化理论研究与20世纪末德国史学

德国史学界提出的信仰告白化理论不仅是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社会的重要理论范式和解释德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诠释模式,而且是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的新理论。它运用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宗教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该理论作为德国史学发展的产物,其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法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20世纪末德国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因此。探讨信仰告白化理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德国史学的新发展和新特点．     

章学诚史学思想分析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最高成就。他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乾嘉学术时代独树一帜。旧中国的史学体例系统到章学诚而完备,“史学”一名也从章学诚开始。他不仅提倡了“六经皆史”的理论,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继承发扬了史学“经世”思想。     

伏尔泰的史学启蒙——谈《风俗论》的新思维

伏尔泰的史学启蒙开启理性史学与理论治史的觉悟,导正了史学发展的方向,引领走进理性正道。伏尔泰的《风俗论》是包括东西方各国,乃至非洲美洲涵摄在内的真正世界史。伏尔泰《风俗论》重视人类精神方面的研究,开了历史研究的新蹊径新风尚。《风俗论》对史学时弊进行解剖分析:王公贵族、达官政客充当学者,历史书充满阶级偏见是弊端之一;宗教迷信使人失去理性,历史学沉迷于圣徒圣事是弊端之二;史德缺失,随心所欲臆造历史是弊端之三;历史学重视对精神文化的研究,提高了历史学的文化品位。     

略论李泰棻的史学思想

李泰菜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和专门史等领域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20世纪20年代,他深入探讨了中西史学交融的论述模式,并对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是颇为新颖的观点,对后来梁启超等人的史学理论著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试论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地位

西欧中世纪是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历史时期,浸没在神学中的西欧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成为宣扬上帝主宰人类命运的宣传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历史学的全面倒退,相反,基督教史学通过改造西方古典史学使之在许多方面的思想都具有创始性.它所开创的世界整体史观,历史进步史观以及历史时间观等史学新观念,对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基督教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中应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色和主要成就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由传统的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向近代史书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过渡,呈现中西体例和思想互动融合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编纂体例和思想仍显示出卓越的生命力,出现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反思和实践的倾向;另一方面,章节体迅速成为历史编纂中最重要的编纂形式,主宰中国历史编纂的语境,20世纪史家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尝试和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独特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20世纪之初至抗战前的中国法律史教育

20世纪之初,内忧外患之时局、西学东渐以及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捩,均为中国法律史教育新篇章之开启奠定了基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均不同程度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学制的语境下,中国法律史教育呈现出短暂的繁荣景象,这种发展态势虽因日本侵华而中断,但依然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法律史学发展史而言,这一时期属于我国法律史学的萌生阶段,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然而由于时代局限性,其简单模仿日本学界的弊端以及学科建设失范等缺点表现得依然明显,给当时以及后来中国法律史学发展造成诸多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