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世理念的思想传统

研究儒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传统,宜从经世理念入手。经世者,“经纶天下”也。正是经世理念使得儒家思想区别于中国传统中其他主要的竞争性思想。更重要的是,经世同时是一个十分复杂、歧义纷呈的观念,其多层涵义渗入了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几乎所有的关键维度。本文将探讨经世理念在宋明儒学传统之历史背景下的三层主要涵义,以求阐明对于现代世界来说这一思想传统的一些特质。     

“不爱官职爱泉石”——论陈法的隐逸情怀及其仕宦生涯

陈法是清初理学名臣,但其思想中有着浓厚的隐逸情怀。儒家的“经世”理念与出世的“隐逸”情怀所形成的激烈冲突使陈法的仕宦生涯一直处在“仕”与“隐”的往复之中。在仕宦的不同阶段,陈法的隐逸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渴求悠游山林到吏隐,陈法一直在努力找寻着“经世”与“隐逸”的平衡点,但终因其刚直的性格,陈法最终毅然放弃了仕途,实现了彻底的归隐。     

弘扬“天人合一”思想 构建和谐生态环境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学者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这里的“天”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人”指“人道”即人类社会的规律。“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应该是和谐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与自然理应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是“天道”的体现，     

魏源“藏富于民”思想探论

魏源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受家庭环境影响和时代变化刺激,魏源在经世实践中形成了“藏富于民”的思想。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内涵丰富,他主张藏富于农、藏富于商、藏富于工。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藏富于民”思想,合理借鉴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藏富于民”理念,综合吸收了其师友及清朝官员的“藏富于民”观念。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这一思想仍然有着进步的历史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明代后期的“经世文”汇编

明嘉靖、万历以来，文学上出现了大规模汇辑当代名臣奏疏和经世“论”、“议”的“经世文”汇编风气，这些作品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收录事关军国民生的奏疏和文章，反映了明代后期文学重当代，追求实用的特点，与晚明实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唐顺之之实学及其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学术思想界开始出现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经世意识相结合，“体用并重”、“内圣外王兼治”的思想趋向，并形成涌动一时的实学思潮。在明代学术思想的这个嬗变历程当中，唐顺之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尤其是唐顺之“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的实学思想阐述，在赋予形下意义的“技艺”之形上理论说明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在儒家意识中处于紧张的“德”与“技艺”得到了缓解，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在思想史中的特有意义。然而此后唐顺之的思想叉发生了转向，转向于专注于儒家为己之学的内在探求，从而展现了儒家思想在走向近代之途中的困境和局限，而这也是唐顺之学术的另一层的思想史意义。     

论徽商“贾而好儒”及其现代价值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贾”与“儒”的结合，便是徽商为“儒商”的内在根据。徽商以儒学指导“贾行”，以儒家“仁”，“善”思想和“以义统利”思想指导商务活动。“儒商”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仁”的学主与现代公司的公众利益；第二，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公司的互惠互利，第三，儒家的“人和”思想与商务管理的“双向对称”。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圣人由巫演化而来；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也就是说，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人”，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     

“温柔敦厚”论

“温柔敦厚”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美学例题，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它涵盖了文学本体论、功能论、创作论、风格论、继承论诸多方面。作为一种美学思想，它是在中国古代平衡政治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同时受敬天保亿的政治思想与儒家的中庸哲学、道家的柔弱胜刚强思想的浸濡，而且它体现了理性节制情感的心理学要求。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中西“治国思想”的构建－－兼谈传统文化对中西思维的影响

治国是做为一种技术而被中外古代思想家所重视与研究。治国思想是一种治国技艺的系统总结的化形态。儒家的“治国思想”与柏拉图的“治国思想”是不太相同的。集中表现在儒家强调“人治”,柏拉图崇尚“法治。”中国儒家在治国,君权问题的思维上,神化王权,缺少辩证,有些僵化,陷入形而上学唯心论泥坑。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兴起与“华夷”观念的演变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学者经邦治国的一种指导思想。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内圣”为修己之道,“外王”即指经世之学。孔子见周道衰微,礼乐失坠,故据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就是一部针对时弊的经世之作。     

“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儒家天命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法律化的哲学基石，受“天人合一”思想中尊天敬天观念，“民本”观念，重合轻分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凸现出与之相应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宗教化，伦理化，和谐化，中国古代哲法关系对构建当代法哲学体系，不乏启迪意义。     

儒家的“中和”思想及其意义

儒家的“中和”思想及其意义焦子国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而持中贵和的中庸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古往今来，儒家的“中和”思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人类文化和世界和平，都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一、儒家“中和”思想...     

试论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主要内容分为４个方面：１．修身、内省。曾国藩非常重视按儒家的标准进行个人品德修养,并且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的实践家。２．崇仁、孝,尚勤俭。曾国藩所崇尚的仁、孝、勤、俭,都是儒家理学思想。３．教子与经世。曾国藩不仅强调自身的修身、内省,而且特别重视用儒家思想,尤其是理学对儿子进行教育,使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４．经国治世、富国强兵与办洋务结合。曾国藩主张通过办理洋务来实现经世致国、富国强兵的目的。０     

论柳宗元的“德治”思想

柳宗元“德治”思想扬弃了孔孟儒学“德治”思想的“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成分，以“天人相分”为理论形态，以“公天下”的郡县制为具体内容，强调“德治”思想不是“圣人之意”的体现，而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势”的“生人之意”的产物。柳宗元提出“官为民役”的社会理想，以“利安元元”为职责，从政治、经济上宽民、惠民，对超经济剥削的赋税制度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猛烈批判，把儒家“德治”思想上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儒家"经世"与王安石的"致用"

儒家的"经世"基于"知我者其天乎"的强烈信念,"致用"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使命感的体现.但是在封建的官僚制度运行中,"经世致用"实际上的运作与实践经历了极为不幸的命运.本文以王安石为例,剖析其与"经世"思想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试图对儒家经世思想发展的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时段作一个浅显研究.     

传统儒家“信”的思想与大学生诚信教育

“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项基本规范。儒家“信”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诚信不欺、讲求信用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对于理想人格的培养,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借鉴传统儒家“信”的思想,加强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促成大学生高尚人格的形成,对和谐校园、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近代“自强”思潮的兴起

自强”思潮是伴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而形成的自强自立、振兴中国的新思潮。它萌芽于19世纪40年代地主阶级经世派林则徐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经过太平天国农民阶级领袖和洋务派的发展,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变法自强”、“振兴”中国为标志而最终形成     

“内圣外王”与王莽之成败

王莽之成败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王莽符合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标准,所以他被西汉儒生推上了政权的巅峰,也因为“内圣外王”思想自身的缺失,他在实践其理想时不可避免地遭到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