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颠覆中建构--马正平《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的革命性意义

马正平的《非构思写作学宣言》通过对写作学构思论这一常识的质疑，提出了“非构思写作”的革命性理论主张。“非构思写作”当然接受了后现代哲学的影响，且与后现代哲学具有暗合之处。但是，“非构思写作”与后现代在暗合后立即分手，即“非构思写作”对于构思论写作学的颠覆是为了建构本土的中国当代写作学。     

非构思写作学宣言——后现代主义之后当代写作学观念、原理与方法(下)

本文在较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上,对构思主义创作论和写作学产生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对其基本观念、方法进行了实践的和理论的批判,并指出“非构民写作学、是对发达的中国古代写作理论的回归、超越、升华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从非构思写作学主张写作内容应“消解预设”的“未定论”追求上实现心灵高度自由来看,它体现了一种后现代写作精神、学术文化;但它又主张写作思维操作模型则是固定的,这样,它又是一种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的原创性哲学观念,而这种哲学精神恰恰是“依道而生”的中华哲学文化的东方神韵的当代形态。     

"构思论写作学"的历史批判与现实批判--对马正平《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的一个回应

文章对马正平在《非构思写作学宣言》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与探讨，通过对“构思论写作学”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与意识形态分析，批判了当代主流写作学的基本预设，并就如何建立中国本土写作学体系提出了理论设想。     

非构思写作学宣言——后现代主义写作学观念、原理与方法(上)

论文一反20世纪中国现代写作学者建构起来的，渊源于古希腊以亚 西方学者提出的构思主义修辞学，文学创作论的构思论写作学，提出具有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精神的“非构思主义写作”和“非构思写作学”的概念和理论，非构思主义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文化哲学和学术文化，它的观念与方法论，对于其它各门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革命的意义与影响。     

一本有理论特色的好书——评湖南师专系统教材《作文学》

湖南师专系统协作编写的《作文学》(张会恩主编,中南工大出版社出版),是很有特色的一本写作教材。《作文学》是以文章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来建构它的理论体系的。作者用了十二章近一半的篇幅来论述作文的基本原理:前有“绪论”一章,对中国古代的写作理论进行了史的考察;其中“作者”一章,论写作主体;“感受”、“思维”、“想象”、“情感”、“构思”、“技巧”、“文采”七章,论写作过程;“读者”一章,论文章阅读;“规律”一章,论写作的基本规律;再加下编的文体论,就构成了对写作活动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构成了全书的基本理论框架。《作文学》是以恢宏的气势、求实的精神来建构理论体系的。这一点,从“绪论”一章可以看到。要论及作文学研究的对象与理论体系时,作者不仅对文章学的发展及文章学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如数家珍,而且对文本写作学、过程写作学、主体写作学、文化写作学等各种写作学思想及它们取得的成绩十分清楚。从而把全书的理     

非构思写作之我见

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代写作界出现了一种非构思写作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传统的写作理论中“素材积累——构思酝酿——写作传达阶段”“或‘构思’——传达”的过程，是不真实的，是很做作的。同样，中国当代的几代写作家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这个构思主义写作学的‘假想’，也是不真实的，也是缺乏实践依据的”；…“文章的立意、材料、语言是自觉化的生长过程”；     

《基础写作学》二人谈

《基础写作学》是刘锡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第一个以“写作学”作为书名,对写作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构造起一个新的写作理论框架,作了有说服力的阐述,是一部守正出新的理论层次较高的现代写作学杰作。《基础写作学》突出地论述了写作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写作学的内涵和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具体阐发了写作过程各个阶段的实际内容、操作要领和方式方法;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有条分缕析的微观研究,具有鲜明的汉语写作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采,使全书有了堪称为“学”的品位和规模,被誉为“当代写作学的开山之作”。     

写作学研究的革命性尝试——“高等写作学教程系列”教材读后

早就听说马正平教授在提倡一种非构思写作,也拜读过他的大作《非构思写作学宣言》[1],但毕竟因为了解不深,仅凭一些粗浅的印象和“非线性、非稳态”之类的概念,很容易让我联想起“后新潮诗人”的《非非主义宣言》之类的高论。等到我最近读了他主编的“高等写作教程系列”[2]教材之后,才不能不正视:他的这一主张和见解之于这个系列教材的研究成果,包括他的其他一些相关论著,是对长期以来流行的写作学研究的一个革命性的尝试。写作活动,作为人类表现自我和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独特方式,是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生存活动和群体的交往活动、实践活…     

简论“研究”在写作中的重要地位

“研究”上承储备,下启构思与表达,是写作过程中一个关键的中转性环节。它是形成文章的思想内容的必要手段,又可以强化创造欲望而促成写作,深刻地影响着写作意向:写什么和怎么写。“研究”不同于构思。前者是寻求思想发现,为文章提供内容寻找最佳的文字表现形式。本文认为,当代写作学家们若能对之从理论上加以辨析,探幽寻微,必能建立写作学理论的新体系,完善教材的编写,而把写作教学真正转移到开发学生智力为重点的轨道上来。     

写作学应是一门大学科——也谈写作学的“学”、“术”之争

写作学究竟是学科还是术科,这一话题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一直为写作学界所津津乐道、争论不己.这既体现了写作学研究的深入,也反映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不管是学科,还是术科,写作学总归是一门研究写作的系统理论,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写作研究者所认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术科”论者认为写作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技术学科,因而它的理论构成应为操作理论、技术理论,对其研究应以操作理论研究为主;“学科”论者则格外强调写作基本理论、元理论、“大技巧” 的研究,认为不如此则无法建立起写作学,也不会有正确的操作理论.由     

走向真实和开放的写作--关于《非构思写作学宣言》的意义

文章从社会历史角度对马正平的《非构思写作学宣言》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构思性写作与非构思写作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写作技术和思维运作方式方面，更体现在写作目的方面，二者的此消彼长反映了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异，以及对写作的不同需求。     

从文化到文学:《诗经》"兴"原始义解读

"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是古人从<诗经>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借此言彼、托物寄情的诗歌创作方法."兴"源于远古人类的原始思维方式,产生于原始宗教的祭祀文化.它保留了人类的原始思维属性和原始文化形态,在文学上的最初特征表现为单纯的起句、起韵与起情,"兴"在诗中起烘托与象征主观情绪的作用,是一种情感性的意象.     

“文质”、“文法”与“警策”——杨慎文章学又探

杨慎强调文质并重,其中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也十分注重文采的修饰。杨慎重视文法,他特别指出古人作文不厌其复、状物传神等特点,他对古人作文中引用方式的梳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外,杨慎对陆机《文赋》中"警策"一词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但存在商榷之处。     

美人与美人幻梦--中国古诗"美人"原型初探

“美人”是中国古诗的重要原型.在“美人幻梦”的书写方式中,“美人”具有多重蕴含：爱与美合一的美人,爱欲的美人,象征意义的美人,神女则是“放荡”的美人.“美人”实质是古代男诗人们爱欲、功名、审美三位一体的理想对象和象征.对“美人幻梦”的书写是由于爱欲与礼的冲突以及古代男诗人们普遍的心理补偿需要.     

论萨福抒情诗创作艺术

萨福(约公元前625-前568)这位处于欧洲抒情诗源头的杰出女诗人,她的作品即保留了古希腊民歌通俗、自然、生活化、大众性的特点,又在诗的内容和技巧上具有大的拓展和发现.她以炽热的情怀、超群的智慧、机警的捕捉力和新颖的抒写视角使抒情诗艺术得以升华,完成了古希腊诗歌从写"神"到写"人"的历史性飞跃.萨福的诗作感情深挚、思维敏感、描写细腻柔婉,她以个性化的抒情方式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诗的世界里为世人开辟了一块清新颖异的艺术园地.     

曾国藩的古文观

曾国藩（1811－1872）不但是一个政治家,而且在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常被人视为桐城派的殿军。章通过对曾氏与城派关系的清理,发现曾氏虽然到姚鼐的很大影响,但曾氏本人并不视自己桐城派中的一员。曾氏生当学术变迁之际,故能以包容之势吸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经济、考据”诚为其学术之大端,但曾氏的古主张则在于折衷骈散,“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章”。曾氏的章风格论在发挥姚鼐阴阳刚柔之说的同时凸现自己的趣味,即喜欢具“阳刚之美”的章。曾氏的创作论反映了曾氏本人的古取径,可与曾氏的古主张互相印证。总之,曾氏的古理论在处于社会巨变的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     

古文字材料语言研究的意义

从语言的角度对古文字材料进行研究对古文字学、汉语史和古代文献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古文字材料的语言研究是古文字学的重要内容:阐释古文字材料中的语言问题是古文字学的研究目的之一;古文字材料中的语言问题是古文字学的研究内容;古文字材料中的语言现象和语言规则是考释古文字的重要根据之一。汉语史研究也不能不利用古文字材料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古文字材料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汉语古文字材料的语言研究是追溯汉语历史的最重要的途径;古文字本身也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据。古文字材料的语言研究是释读古文字文献的基础,这种研究的深入也可以明确古文字材料的文献价值。     

试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对书法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诗文创作追求"中和之美",强调"诗缘情",注重意境的创造;中国书法创作则追求志气平和、不激不厉,强调"书为心画"、"达其性情",中国古代诗文理论对书法创作的影响、渗透,使二者的审美精神和理念呈"同源"之势。     

《山海经》与《天问》

本文论述了《山海经》并非“解《天问》而作”,并进而论及屈原《天问》的天地观、古代中国人的天地观、《山海经》时代的天地观,并指出中国先民对“地球是圆的”的认识早于哥伦布近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