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伊川论经筵箚子义疏

程伊川深切认识到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的症结:皇帝缺乏与士大夫沟通、协商之意愿和能力.故在担任经筵官之前上论经筵三道箚子,构想了一全新的经筵制,旨在让经筵官全程管理皇帝之生活,并通过特定的礼仪和特殊的制度安排,塑造皇帝成为士君子,具有共治之意愿和能力,从而弥合皇室与政府、皇帝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隔阂.     

元代的经筵

元代的经筵,是蒙元帝王为研读经传史鉴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文中第一部分论述了经筵的发展过程,及其在蒙元时代肩负的两种任务;向皇帝授课,揭示治道,培养君德;向皇帝进言。第二部分论述了元代经筵教学针对性之强;重启迪、诱导;学以致用;帝王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同皇太子教育的不同特色;时间的不固定,帝王对经筵的重视。第三部分是学习内容:儒家经典、历史,以及教材问题;缺陷;双语教学问题;社会效果,等等。     

法祖宗、裨治体:宋代圣政编纂与经筵讲读

在宋人视野中,圣政是皇帝汲取治世经验的源泉,是帮助皇帝解决本朝治道困境的一副良药。皇帝阅览学习圣政,可以起到法祖宗、宏治道、正得失、裨治体的作用。宋人的这种认识,促使宋真宗之后历代不断续修圣政。据史可知的圣政共有16部,且其中若干部或以节钞本而冠以其他书名,或以合刊本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宋廷重视和大规模开展圣政的编纂,为经筵活动中讲读圣政提供了教材,从而使圣政在经筵活动中广泛使用,成为宋代帝王之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筵讲读圣政成为宋代不容偏废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圣政的大规模编纂。     

宋代经筵研究综述

经筵是宋代倡导文治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与研究。梳理近2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对经筵的界定及其沿革的考证、对经筵制度的研究、经筵中师道之争、经筵官对政治的影响、经筵中经学的传播、经筵官考和经筵制度的意义与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并对宋朝经筵研究现状进行了评判,提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约束与反约束——明朝经筵特点分析

明代经筵是在继承宋朝经筵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有明一代,经筵对皇帝起着教化的作用。经筵亦是明五礼之一嘉礼下的重要礼仪,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礼仪规范。观察经筵在明朝政治生活中的具象,分析明朝经筵的特点,对明朝历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经筵制度与蒙元政权的儒化、汉化

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为学、君臣交流的重要手段。蒙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认同并践行汉制,推行中华文化。其中,对经筵制度的重视与推行,是其儒化、汉化的重要体现。此举不但提升了蒙元皇帝的儒学水平,而且加速了蒙元的汉化进程,反过来也直接促使了蒙元对经学、儒学的实践。     

明代皇帝的修省与罪己

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较以往历代更为频繁,成化以后表现尤其明显,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皇帝修省包括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消极的应对式修省,以及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修省范围只限于干天合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当修省不足以显示反思之诚意时,即颁布罪己诏书,这是皇帝反思活动的极致表现。明朝皇帝的修省和罪已行为反映了儒家圣王之责任担当的意义,具有弥祸、祈庥的宗教意味,也是安抚臣民、调整政策的承诺。明朝皇帝和士大夫对待修省行为的态度体现出帝制体系内君主与士大夫政治角色、理念之间的契合之处。修省与罪己作为一种内在的反省机制,对君德、君责的履行提出了要求和保障,使君主之行为具有极限,但这种对君权的限制仍相当朦胧。     

论王庭珪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之一。王庭珪作为一位有责任心的士大夫,民本思想贯穿其人生命运沉浮之中,主要体现在向皇帝、重要大臣上书,反映社会问题的忧国忧民思想;用诗文反映民间疾苦,以期得到在位者重视;痛斥不良官吏庸俗,不作为;任地方官时,施政便民。王庭珪的民本思想的缘由：身受儒家传统和先贤民本思想的影响、家庭教育的影响、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的影响。所以王庭珪是一位有责任心的士大夫典型。     

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古镜照今人——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年份,但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看似平静的一年却预示着中华民族以后的种种灾难与最后的梦魇。黄仁字用心良苦,他抽丝剥茧般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政治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与朝廷中的矛盾。 纵观各朝制度,从汉代起大多数朝代都把儒家经典列为必读书目,把文官作为行政支柱,如果说这种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起始于北宋的话,那么到了明朝可谓演绎到了极致,文官蔑视武官的程度也是到了极致,武官大多是一介草莽,目不识丁。那些文官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他们一旦统治这个帝国也就必将把他们的那些伦理道德定为标准,让全国不论是他们看来的贱民还是各个地方官员都向他们看齐。但这种思想在处理国事上并没有给整个文官集团带来何种优势,在真正涉及到军事决策与经济民生政策时,他们又因低能而束手无策,于是异见纷纷,无法调和,甚至他们不依靠法律,而仅凭所谓的道德标准判断极恶与极善。正因为以“四书”中宣扬的精神为治国框架,他们就必得借助于种种仪式来为皇帝、各个臣僚灌输这种思想。经筵即是着眼点在此。     

《帝鉴图说》与明神宗的教育

《帝鉴图说》作为臣子为帝王编撰的教育读本,寄托了效法先时贤王,培养圣明君主的期盼,对明神宗朱翊钧早期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明神宗日益年长,经筵日讲制度本身不足以承担起培养圣明君主的重担,张居正采用的高压方式使明神宗产生逆反心理,以及夺情事件中展露的君权可以高于道德的真相,打破了儒家士大夫苦心维护的道德约束君主的传统,导致明神宗最终脱离了《帝鉴图说》中的期盼。     

范仲淹及其同时代士人的忧世思想分析

在北宋士大夫中,范仲淹有着深邃的忧国忧民思想情怀。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群体,诸如胡瑗、欧阳修、韩琦、李觏等人,同样也有着忧世理念。心忧天下是这一时期士大夫的主流思想,这与儒家道德的熏陶及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仁君形象的社会文化内涵探析

综观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皇帝对正义事业的支持是清官与侠士顺利执法、惩奸除恶的政治基础和精神动力。《施公案》《三侠五义》《彭公案》杂采民间传说而成,塑造的明辨是非、以民为本的皇帝形象是在宋仁宗、康熙的历史原型上,主要经民间艺人根据受众心理不断虚饰、创造而成。其仁君形象反映出在儒家君道思想影响下民间形成的皇帝观念,寄寓着民间创作群体与接受群体的仁君期盼。     

制度的作用——士大夫与骑士对王权的不同态度

在东西方封建时代,因文官制度与骑士制度的不同,造成了士大夫与骑士对王权态度的迥异.文官制度下,士大夫的富贵、生死甚至思想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这直接造成了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软弱;骑士制度为骑士的行为提供了现实基础和精神支持,他们有能力与国王分庭抗礼.     

汉代常朝制度考析

汉代为保障官僚机构正常运转,有效实施管理社会的职能,君臣定期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这就形成常朝制度。汉朝中前期,常朝制度并不明确。从汉宣帝开始实行明确的五日一朝常朝制度。朝臣除因病、丧事等私事外,均须上朝,赶上重要时令免朝。尽管可能因为皇帝的怠政有令不行,但并没有新的常朝制度产生,非常朝期间皇帝可以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但这不是制度意义上的常朝。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及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严加考察以及相应的人身保护等。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致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明代京官之朝参与注籍

明代朝会分为大朝贺、朔望朝和常朝,除非皇帝传旨免朝,否则在京官员必须按时上朝。为了既能保证该朝参者皆入宫上朝,又能防止无朝参资格者借机阑入。明朝建立了两项制度:一是牙牌制度,凡朝参官皆给赐牙牌佩带,无牌者不得入宫;二是门籍制度,各衙门都要按月攒造朝参门籍,交存于长安左、右门守卫官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与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等六个方面。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从而促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

那种认为皇权与相权只能此强彼弱的观点，不免有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之嫌。其实在宋代，皇权、相权两者都有所加强。前者表现在皇帝的地位相当稳固，没有谁能够同他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更是难上加难。后者表现在以宰相为首的外朝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作为皇帝分割外朝权力工具的内朝大体上不存在。这一局面何以形成，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应当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及其特质中去寻求。     

明代经筵制度新论

明代经筵制度作为明代文官政治重要衍生物之一,同明代内阁制度、言官制度、诤谏、票拟、封驳等诸多制度与现象一起,构成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经筵制度的爬梳及对其演变规律的总结概括.进而探索明代经筵制度同帝王、内阁、宦官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我们把握明代政治生活特征及其规律的切入点之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