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施州卫的设立与汉族、土家族的融合

人们而今论及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历史发展,莫不一言以蔽之日,清朝在鄂西地方改土归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实,探本求源,清朝之所以能在这万山丛中改土归流设立府县,进行直接治理,是因为明朝设立施州卫,从发达地区派遣了大量的永久性移民进山,促进了鄂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汉族与土家两族的民族融合,清朝改土归流才有实现的可能。故本文拟就施州卫设立后的历史作用作若干探讨。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云南经济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推动了西南边疆当代和后代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本文从改土归流的背景和弊端出发,着重论述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云南经济的影响。     

论乡城县改土归流

清朝时乡城受理塘土司管辖,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川藏地区的统治,委派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藏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乡城县改土归流的基本情况。     

西康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情状

西康地区改土归流进程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重要一环,对于该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情状的梳理,有助于了解西康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该地区改土归流前后的社会大致情况。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下)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土司制度的演变和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上)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特殊制度。本文在探讨土司制度的形成、演变和消亡的同时,着重研究了明代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并强调了这次在铜仁的改土归流应是开创了中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先河。同时,还阐述了改土归流的意义和影响,肯定了它对贵州社会的稳定、生产的进步、产业的调整、商贾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兴起等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     

清代开辟苗疆性质研究述评

目前学术界对开辟苗疆的性质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开辟苗疆属于改土归流的范畴,另一种观点认为开辟苗疆不属于改土归流的范畴。这两种观点都各有其立论的依据,以及其依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可商榷之处。笔者认为,解决开辟苗疆的性质问题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改土归流和黔东南苗疆“生苗”地区有没有土司的问题,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理解不同,必然对开辟苗疆性质的理解出现差异。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与居民生活的变迁——从湘西地方志中几篇筑城记入手

清代湘西"改土归流"是学术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及历史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这里从现存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地区方志中的几篇筑城记入手,讨论清代湘西"改土归流"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传播圈的形成及其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筑城活动不仅能够起到防御作用,更重要的是起着区分及教化人群的作用,湘西"改土归流"后的筑城活动对于城内居民的身份、生活基础和民风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代滇东北改土归流研究之文献回顾与展望

关于改土归流研究的文献已浩如烟海。以滇东北地区为例,对这一区域的改土归流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可看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     

简述近代以来新疆哈密地区的“改土归流”

近代以来,新疆哈密地区围绕王制的改土归流问题不断涌现,哈密地区成为新疆变乱的多发地,先有光绪三十三年的吐尔巴克－和家米雅斯起义,又有民国元年的铁木耳起义,再有民国十九年的金树仁改土归流以及之后的哈密事变,这些事件均围绕反对哈密王的专制统治和改土归流等问题发生、发展及变化,因而理清这一时期哈密地区的改土归流问题的来龙去脉,对客观分析和认识民国新疆社会频繁动荡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纳西族的影响

改土归流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改革。从政治上讲，改土归流政策是成功的；从经济和文化方面讲，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各民族的影响又是不一致的。对纳西族而言，改土归流政策促进了其政治上的发展和进步，而在经济文化方面，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传播与纳西族的自然观形成了激烈的冲突，最终是儒家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综合评估儒学思想对纳西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其负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清朝雍正年间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朝雍正年间封建统治阶级在以云南为主的整个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以往论者，专于滇东北地区。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地方史志材料和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对滇西南思茅、普洱地区改土归流的历史条件、简要经过、历史作用和局限性进行全面研究和探讨。     

“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影响的研究

在清朝雍正元年以前涉及纳西族的文字中,都把纳西民族记载成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但是雍正元年改土归流之后的一些史料中记载纳西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本文通过＂改土归流＂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来探析＂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认为＂改土归流＂使纳西族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感性阶段发展到了理性阶段。     

从“土”到“流”的历史趋势——试论“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无论是土司制的确立还是废除，都有其客观必然性。20世纪初，发生在康区的“川边改土归流”同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封建王朝强化和改革内部统治的必然要求；外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以及藏区内部分裂势力的抬头，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川边改土归流的决心；而晚清政府对康区多年的经营及其所积累的统治经验则为川边改土归流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川南九姓司演变论析

九姓司是四川西南边地一个由汉人世袭的土司,从明初建立再到清代后期被改土归流,存在了数百年时间。九姓司数百年的演变历程可划分为明朝的初步发展、清前期的保权进展、清后期的失权失地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中九姓司的主要演变有职官设置变化、司治的迁徙、任氏土司群体特征。通过对九姓司的主要变化进行论证,进而展现出四川西南边陲小邑九姓司的历史进程。     

从“土”到“流”的历史趋势－－试论“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

无论是土司制的确立还是废除，都有其客观必然性。20世纪初，发生在康区的“川边改土归流”同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中国封建王朝强化和改革内部统治的必然要求；外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入侵，以及藏区内部分裂势力的抬头，进一步强化了清政府川边改土归流的决心；而晚清政府对康区多年的经营及其所积累的统治经验则为川边改土归流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婚俗

长期以来,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背景下,其婚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明清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较大的变革,特别是改土归流之后,汉文化和婚姻风俗影响了苗族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本文以研究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婚俗为切入口,通过剖析不同民族及历史变迁对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婚俗变化的过程,以期对少数民族社会史和婚俗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纳楼与儒林:一个关于清代滇南改土归流的对比分析

清廷在滇南的改土归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清代,滇南元江、临安两府土司职衔品最高的是儒林土司与纳楼土司。通过这两家土司的受职、传袭、辖地的对比分析,可从实证研究角度对滇南改土归流及边疆治理情况做出新的判断。     

吴王改土 功过与否——从《庭闻录》三则史料谈起

学术界对清初吴三桂在西南改土归流的研究,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吴三桂在西南的改土归流是为了一己之私,学者们持此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庭闻录》中的三则史料。因此,试图结合正史及档案资料,对《庭闻录》所载三条史料进行分析考辨。《庭闻录》虽具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作者刘健基于"诛乱贼于既死,以报先人于地下"的目的,对吴三桂部分史实的评价有失偏颇,加之后来研究者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打乱了作者的叙事顺序,在引用《庭闻录》的三条史料时杂糅史事,附会文意,致使对清初吴三桂在西南改土归流的评价有失公允。     

论外来物种引入之生态后果与初衷的背离——以"改土归流"后贵州麻山地区生态退变史为例

清雍正“改土归流”前,贵州麻山地区属于“生界”,改土归流过程中才着手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设置行政机构,对当地的苗族居民实施有效的直接统治。清廷出于确保税源和施惠于民的考虑,先后向这一地区引进多种外来农作物,并由此引发了当地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巨变。这些政策执行之初,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引进的外来作物与当地特有的自然与生态背景不相兼容,以至于随着这些外来物种种植规模的扩大,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结构的脆弱环节构成直接冲击,经长期积累后,到了民国后期,终于以大面积“石漠化”生态灾变形式暴露出来。分析这200余年间的历史过程,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初衷与其导致的生态后果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