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直译”、“意译”之争

豪杰译、硬译、直译、意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采用的基本方法。“豪杰译”流行于清末民初,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五四前后,鲁迅等人根据现实需要,强调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因而在翻译方法上主张“硬译”和“直译”。有人则坚持“意译”。学界因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直译意译之争。实际上,“直译”、“意译”是译事中一种基本手段的两个方面。本文重点描述了20世纪不同阶段“直译、“意译”论争的情况,并致力于理论构建。梳理直译意译之争是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的起点。现代翻译史还表明,每一次有关“直译”、“意译”的论争都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水平和翻译理论的发展。     

汉译英中的误译与翻译

误译是对直译和意译的曲解.误译包括死译和胡译.死译不是直译.胡译也不是意译.汉译英中以死译的情况居多,而死译的结果造成翻译不足或翻译过头的错误.避免误译可以采用直译法、调整法和意译法.     

直译与意译漫谈

本文从研究直译与意译两种风格迟异的翻译方法入手，涉及了这两种方法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由来和发展，陈述了直译与意译的新概念，论证了直译与意译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阐明了直译与意译的前提和条件，区分了直译与硬译、死译的不同，指出了意译与乱译的实质性差异。文章最后归纳和总结了直译与意译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直译与意译兼用的新方法。     

论小说语言风格翻译的方法——以《大卫·科波菲尔》的翻译为例

罗新璋先生曾经将中国翻译学理论及其发展历史概括为四个词语,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案本"重视原文和直译,"求信"要求准确传达信息内容,"神似"趋向于意译,"化境"是在表述原意的基础上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在翻译英语小说时,不仅要重视词汇、语法方面的翻译,而且要充分体现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本文将以《大卫·科波菲尔》为例,浅论小说语言风格翻译的方法。     

译界百年争论难题刍议

中国译界早有“直译”和“意译”之说,因为它们没有清晰的定义,“五四”以来,译界对它们一直争论不休而导致至今依然没有公认的定义.英文中相当于中国“直译”的literaltranslation和word-for-word translation以及相当于“意译”的lib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翻译方法以词语意义为基础,而中国的“直译”和“意译”翻译方法与它们截然不同,以词语形式为基础.中国翻译理论界应该摆脱“直译”以形式为重、重“形似”,“意译”以意义为重、重“神似”的惯性思维.“直译”和“意译”应重新定义.翻译方法由“直译”和“意译”变成“直译”、“意译”和“直译加意译”.     

试谈翻译中的寓“神似”于“形似”

试谈翻译中的寓“神似”于“形似”于崇洛，于立亭严复在译《天演论》的实践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理论，鲁迅先生则主张“直译”，傅雷从亲身体验中又以“神似”立论。实际上，当译文能比较完美而又恰切地传达出原文的神韵，不管“意译”还是“直译”都可视为翻...     

直译与死译

直译与意译策略是做好翻译的基本功。死译是常见翻译问题之一,是机械转换语表形式,而未能准确转换语里意义,导致译文与原文不相似的翻译活动。死译具有机械对译、保形失意的特征。死译与直译容易混淆,二者具有同一性、相似性和区别性。理解失准和表达失畅是导致死译的重要原因。破解死译步骤有三:透彻理解、完整转换、准确表达。透彻理解指从语汇、语法、文化、百科知识理解角度透彻理解原语意义。完整转换指通过正确运用直译、意译策略,确保语意完整转换。准确表达指通过正确使用增译、减译、转换、分合、对译的翻译七法,使译文更加准确、灵活地表达原语意义。直译与死译研究有利于翻译学者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好直译、意译策略,避免死译。     

翻译的相对性与辩证观

从哲学的角度来阐述翻译里的九对重要且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可译与不可译、艺术与科学、内容与形式、原文与译文、作者读者与译者、理解与表达、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形似神似与化境等。通过讨论进一步说明没有矛盾就没有翻译，翻译的结果是译事范畴中诸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而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相对性与辩证关系。     

翻译标准与译文质量———浅析《大学英语》精读教师用书所附参考译文中的某些不恰当翻译

翻译标准是翻译实践的准绳和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翻译时既要忠实原文又要译文通顺。目前《大学英语》精读教师用书所附译文中有些翻译片面强调“忠实”,过分直译甚至死译,致使译文不通顺,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还有个别翻译没有准确表达出原文意思,有误译、漏译现象     

论翻译的方法

直译、意译是任何翻译理论都无法回避的一对基本概念。关于直译、意译在翻译中的地位问题，一直都是中外翻译理论争论的焦点。通过深入探讨中外重要的翻译理论，包括我国的佛经翻译理论，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奈迭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后认为：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应当只是直译，也不应该只是意译，而应当是直译和意译的统一。     

从中国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看直译和意译之争

直译和意译是中国翻译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时期众多翻译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方法的争论，进而指出把直译和意译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是近代译家的共识，也是正确处理好二者关系的最好途径。     

巧译文言文“十法”

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循“直译、意译相结合，以直译为主”的原则。所谓直译，是指用现代汉语的词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的对应翻译，做到实词、虚词尽可能文意相对。直译的好处是字字落实；其不足之处是有时译句文意难懂，语言也不够通顺。所谓意译，则是根据语句的意思进行翻译，做到尽量符合原文意思，语句尽可能照顾原文词义。[第一段]     

归化异化面面观

<正>译界有术语: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异化,主张直译原文的语言形式(即便这种语言形式不完全切合译语习惯),如鲁迅所信奉的"宁信而不顺"。他认为,译作须有异国情调,即所谓"洋气"。而归化,则主张以纯熟地道的译语进行翻译。钱钟书曾主张"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此"化"乃"归化"。傅雷的"神似"说与钱钟书的"化境"说,异曲同工。     

翻译课中的活译教学

初学翻译,译文容易出现死译。所谓死译,它不同于直译,直译主张在保证译语通顺表达的情况下,尽可能保持原语文章的句式与风格,而死译所产生的译文,则是一种译者用本族语直接写作时,决不会使用的语言。死译的根源在于译者的心理因素,即译者表达时是以“原语文章表达心理”为基础,这样就难免把Cry out and you are adead man译成“喊出来而你是一个死人。”译者从事翻译,是要以译语表达原语,那种“原语文章表达心理”显然与译者的目的有矛盾。既然译者写出来的是译语,那么他就应该首先树立“译语表达心理”,按译语语言表达习惯去处理译文,用“译语表达心理”     

试论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

翻译的标准是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因而也是译界最有争议的问题。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但始终莫能取得统一的意见,迄今仍是众说不同,各执一词。各家提出的翻译标准中影响较大的有: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鲁迅的“信”和“顺”;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音美、意美、形美”;联合国文件翻译的“准确、通顺、易懂”,如     

直译与意译的比较研究——从严复“信、达、雅”的角度说起

目前，我国翻译界多数学认为直译和意译是两种可行的翻译方法，但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严复“信、达、雅”的角度进行全面分析并从译和原的关系、译和读的关系、译艺术性三方面对直译和意译进行比较，不难得出结论：直译迷反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意译则符合“信、达、雅”翻译原则。     

从直译说起

直译的概念原为词对词翻译,后来演变成一个松散的概念.因此,直译和意译之争在古代译论中和现代译论中性质是不一样的.本文认为现代的直译概念的松散性是导致现代直译和意译之争的根源,而古代的直译和意译之争起源于对神的信奉.本文还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提出了明说翻译和含意翻译的概念,提出当前直译概念缺乏科学性的观点,呼吁停止这场毫无结果的争论.     

浅论中国翻译史中的直译意译之争

文质之争,又称为直译和意译之争,是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历年来围绕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家。本文主要从佛经翻译中诞生的文质之争出发,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中国译学史中的直译与意译的论战,并致力于理论的构建。     

浅析直译与意译

近年来,翻译界有关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聚讼纷纭,沸声不止。笔者认为,既然大家都认为直译与意译是翻译中的两种技巧,只是殊途同归,都能达到译文忠实、通达之目的,那么,其症结便不是哪个该用哪个不该用,而是在何时何地该用不该用的问题了。     

“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

“新直译主义”(Neoliteralism),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罗斯(M.G.Rose)于1993年提出来的一种对欧美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的评估和判断。“新直译主义”是在“直译”“意译”的矛盾发展和争论中形成的一种翻译理论,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的哲学和诗学本质。“新直译主义”启发了韦努蒂的“异化论”的翻译理论。然而,由“异化论”引发的“异化”“归化”的翻译理论之争使中国译界的“直译”“意译”之争集体失语。韦努蒂的“异化论”掩盖了“新直译主义”的光芒,加上传统“直译论”的影响,以至于造成“新直译主义”在国内译界的模糊认识,国内译界几乎没有学者系统研究“新直译主义”。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也被忽略,它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试图分析“新直译主义”特点以及与“异化论”的区别,并进一步探究“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从而摆脱异化、归化的樊笼,使“新直译主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文学翻译真正具有“文学性”。